礼金也是很高的，据陈先生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先生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当然，要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陈存仁先生满师之后，在南京路“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租了一个房屋开业，月租金为50元。由于陈先生受教于名医，一开始定的门诊费就非常高（一元二角，接近名医的收费标准），但开业第一天乃至之后的十余天都吃了个鸭蛋，同学来看他，都摇头说收费太高，好在三友实业社的老板看得起他，请他做他们社里500多名职工的常年医生，一个月付50元，这才帮他度过最初的危机。

    到后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业务多了，陈先生便请了一个挂号职员，每月薪水6元，还花8元钱包了一辆黄包车，以便出诊，当时出诊的费用是5元。一年之后，每日门诊也有十号左右（上海名医丁仲英，也是陈存仁的老师，每日门诊可达百人，月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后来三友实业社扩大到三千员工，每月固定诊费也就提高到300元。后来，陈先生又担任了家产极丰的犹太富商哈同家的常年医生，每月可以拿到200元。光这两项固定收入，陈医生已经跻身当时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另外，陈先生还办了一份报纸（即《康健报》），每份铜元二枚，一年订费加邮费为两元，第一期的销量就达到1.4万份，不久便将订户扩展到8000份，一下就有了一万几千元的现款，加上已经预收的广告收入一年1600元，光这项收入就够报纸近五年的成本了。帮他做抄写的一位朋友邓钝铁，当时也在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月薪只有35元，后来此人改名“粪翁”，每次在展览会上卖书画作品，收入竟可达到八九千元。

    不过，最厉害的并不是会赚钱，而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陈先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成交的时候，卖主四兄弟挑了箩筐前来分银元，当地人只信银元，其他的庄票支票一概不要。就这块地，不到三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地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1000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5000倍的价格。

    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