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月薪为200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的月薪是200元，谢添250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20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了，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实上，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银元左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2到4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16到36元，大学的学费最低40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150元。陈存仁先生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3元，后因为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16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4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读了一年后，转入上海著名中医丁甘仁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为24元，其四伯父的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