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司徒雷登曾在自己的家中按基督教的礼仪主持过众多的婚礼（如冰心与吴文藻，两人当时都任教于燕京大学），他也曾得意地说：“至今我还不曾听说哪一起是不幸的！”

    在未名湖的不远处，有一所名叫“临湖轩”的庭院，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妇所捐赠的。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本想住进教学楼或者学生宿舍，但柯里夫妇坚持“要么建造一栋校长住所，要么什么也不捐赠”，司徒雷登后来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拿出来做学校的办公地点，而他只保留了一个小套间。不久，“临湖轩”便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都会来到这里给司徒校长祝贺生日。

    燕大教师傅晨光博士（其父为博雅塔的捐献者）在文章《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中写道：“在中国，六十周年有着特殊的意义……6月24日，大多数人开始到校务长家里去向他祝寿，他那美丽的中国式的三合院装饰得很美观，上面贴了个大大的‘寿’字……那天下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学校里的勤杂人员赠给司徒校务长一块匾，匾由人们抬着，在校园中绕了一周，由乐队开道烘托气氛，使整个场面有声有色，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有教无类’……寿庆日是以在贝公楼举行盛大文艺演出作为结束的，节目丰富多彩……校务长亲自登上舞台，学生团体向他赠送了一幅精美的象征‘壮心不已’的刺绣像，由两个女学生举着穿过甬道，之后，座无虚席的全场观众起立，恭敬地向校务长行了三鞠躬礼……”

    当晚的演出从七点半开始，直到午夜之后才结束，司徒雷登虽然劳累了一天，但他仍以经久不减的兴致看完了全部节目。十一点半后，傅晨光走出贝公楼，见到一位出来换换新鲜空气的女生，她带着敬佩的惊叹语气说：“司徒校务长仍然在前排坐着呢！”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定的，“Freedom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由圣经中的两句话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一校训，植根深远，对燕京好几代的学子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本应该一直生活在燕大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或许是因为这个“Service”的观念，让他不幸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回忆录开篇的第一段，司徒雷登痛心地说：“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在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司徒雷登突然遇到多年的老友胡适，当时他颇为感叹地说：“他（胡适）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外交的运作显然没有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在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做出让步。”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队便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了南京。当苏联的使馆都已经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司徒雷登仍旧留在南京，以观其变。但是，这种反常的态度却遭到毛泽东辛辣的讽刺：“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在非常时期，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