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表示，鄂东北不要“仿效过去湘鄂赣边特委的例”，建立鄂豫皖特区，“因为三省党的组织是兄弟党的关系，不应当在其中另有特殊的组织去紊乱其系统，而且在政治上各省有各省的政治环境，如果为工作方便起见，三省边界各县有互相联系之必要的时候，不妨开一开边界各县的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及解决种种问题，但仍然要受各省省委的领导，而且是临时性质，并不可以作经常的组织。”

    同时，也不同意红十一军在鄂豫边界武装割据，认为“这种寨子主义，是非常之不好的，事实上因为集中的队伍惹起敌人的特别注意，所以无法安身。”进而，主张把红军分散，“混在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帮助群众做工作，必然可以减少被敌人围剿一次缴械的危险，而且可以增加群众斗争的力量。”云云。

    然而，以王秀松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并没有机械地执行李立三关于分散红军的错误指示，而是从实际出发，积极与河南、安徽的边界各县联系，除先后委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南部帮助工作外，并于1929年3月13日，同中共豫东南特委，在柴山堡召开了为时12天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在商城南部发动武装起义。鉴于商城县委被破坏，中共豫东南特委对商南地区又鞭长莫及的实际情况，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地区党组织暂归鄂东特委领导，积极准备，发动商南起义。

    于是，鄂东特委划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部为特别区。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会应运而生。书记徐子清，委员徐其虚、肖方(罗田人)、周维炯(商城人)、李梯云等。从此，商南起义的准备工作，便在鄂豫皖特别区委的领导下迅速展开。

    此时，蒋介石集团同桂系军阀的混战于三四月间终于爆发，桂系第十八军仓促调离黄麻地区。趁此机会，吴光浩率红第三十一师积极向外扩大游击。先后将黄安禹王城、高桥河及麻城西张店等地多股反动民团予以消灭，缴获枪支140余支，第三十一师亦由原来的100多人迅速扩大到400多人。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地方工作顺利展开，鄂豫边界武装割据地区进一步扩大。

    1929年4月，鄂东特委根据中央巡视员意见，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和红三十一师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委员吴光浩、王秀松、曹学楷等。

    鄂东北特委组成后，立即组织、实施商南起义。

    徐子清、徐其虚、周维炯等，亦希望鄂东北特委能委派吴光浩前来担任总指挥，发动商南起义。

    当时，虽然多数同志希望吴光浩能留在柴山堡，吴光浩却据理力争：“商南县委已遭破坏，这次起义的意义非同小可。既然子清他们都希望我过去，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再说，我又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去呢？要去！越是艰难，越是危险，越要向前！”

    字字真情，句句是理。鄂东北特委最终决定，派吴光浩前往商南担任起义总指挥。

    5月初的一天早晨，怀着少有的激动心情，吴光浩坦然告别王秀松、戴克敏、曹学楷、王树声、徐朋人等前来送行的同志，亲率精兵10名，一人一副担子，装扮成卖油的生意人，冒着濛濛细雨，踏上了前往商城南部的“起义之路”。

    “早点回来呀！路上多保重！”握住吴光浩的手，王秀松竟有点儿语无伦次。不知怎么，他的心头总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果需要人，只管派人来通知！”较王秀松的心情，戴克敏似乎更积极一些，“无论如何，要拿下这次起义！”

    “好的，好的。”无论是怎样的叮咛、祝愿，吴光浩都只有这两个字的回答。他不想太多的事，心中似乎只有一个信念，成功，胜利。但在尚未成功之前，却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