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李家骥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来信。他当年是上海教育局领导。他说：

    我也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之一。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后，很高兴。

    据我所知，上海有几个中学校长拒绝在校内开展“反右派斗争”，说他们学校里没有“右派”。局方无奈，就把他们调离上海，去“支援”宁夏。其中有上海闸北区的中学校长朱信中，到宁夏后竟被派到劳改工地劳动！后来，他死在宁夏的劳改工地……

    “有罪者言之有罪”论可以休矣！

    沈阳姜万里先生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

    拜读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衷心感谢您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探究历史真相的毅力，把那段阴郁苦难的历史记载呈献给读者，传留给后人。这对于那五十五万多名蒙冤受屈的“右派分子”以及受株连的人数更为庞大的他们的家属们来说，是个安慰，对那些出于政治权谋需要而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左派”权术家们，对于那些追风逐浪、助纣为虐的政治投机家们，是对他们的一付灵魂洗涤剂。

    您的大作是一面镜子，虽然写的是历史，但面向的是未来。

    本人也因“右派”问题蒙冤二十三年，蹉跎岁月空耗了我青春年华，从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化作瘦弱老人。几十年中，总是憋闷着一股受人骗入陷阱的愤慨，明明是阴谋，却忝然美名“阳谋”，政治多变的郭沫若还制造出“有罪者言之有罪”的高论。不久前，又有人替“阳谋”作了辩解，说反右派“这个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只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失误了。”

    明明是“左”倾错误，而有些人却总是轻描淡写成个别错误。这是根本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政治上的根本错误，或者明知不对嘴还硬，则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人还会重操旧业。

    我希望咱中国更快地强大起来。所以，觉得您这部书对今人、对后人、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因为这部书客观真实地写下了历史。

    “反右派斗争”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

    大港油田离休干部高学仁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笔者来信：

    我是“五七战士”。在一九五七年，我不足二十六岁，是河北省政府某厅的科长。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核心，是要求大家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但是，“反右派斗争”却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这样，就把五十多万党内外的优秀干部当成了敌人。

    “反右派”不仅使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受苦受难，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心，造成了中国人的贫穷——“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都是从“反右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在于开“以言定罪”之先河

    平潭县读者何可澎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来信中，则进一步指出：

    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在于开“以言定罪”之先河。

    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对事物的认识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彼时认为是香花，此时也可能认为是毒草；彼时当作毒草的言论，也许此时却代表真理。何况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可以说是忠言逆耳，也可以诋之为攻击诬蔑；可以理解为善意的批评，也可以说成是恶意的中伤。以言定罪的标准，不管其文字表述如何精确，都无法防止定罪的随意性。

    何况定罪权不是交给第三者，而是交给被批评者，这就给趁机打击报复，大开方便之门。

    追溯“文革”浩劫，必须自“反右派”始

    浙江宁波读者方明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来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