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定远县读者葛先华先生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来信：

    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反右派之前，我风华正茂，在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下属佛子岭水库任器材接运站站长（正科级）。我虽不是党员，但受到提拔重用，因为我完成任务很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被‘深挖’出来，说我是“极右分子”！

    我被斗争达五个月之久。我坚决不承认，据理力驳，弄得所谓“左派人物”在“批判斗争”会上哑口无言。最终，以所谓“抗拒从严”以及用所谓“历史问题”，对我升级加码，成了“四料坏蛋”，即“反革命”、“极右派”、“叛徒”、“富农”，判刑二十年！“左派”们说我，“头上害疮，脚下流脓，反革命加右派，坏透了！”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文革”中，我是双料坏蛋，死老虎，天天斗。当时说我死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彻底平反，在安徽定远县一所中学担任总务主任。现在我在老年大学学习。

    “内划右派”竟找不到平反的依据

    四川离休干部梁全海先生一九九六年一月来信：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正如先生所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运动尽管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却未曾有过一本反映这一历史悲歌的长篇。”先生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来写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题材……

    比定名有案可查的“右派”更多的是“内划右派”，连改正都挨不到！

    据梁全海回忆，一九七九年，当他回校办理“改正”手续时，遇到当年的学生黄君。

    黄君对他说：“老师，你们戴过帽子的‘右派分子’，现在到底还‘改正’了。当年，我们被赶到农村，学校有通知，说我们是‘内划右派’！我们参军当然不行，参加工作也不行，就连当社员也受歧视。现在四十几了，一事无成。今天到学校来，又查不到划我们为‘右派’的底子。像我们这样的同学好多啊！”他对黄君说：“宽心些，你们比我们年轻。当年学校语文组十一人，就划了五个‘右派’，能教书的都打倒了。还有一个自杀的。”他与黄君相视良久，都哭笑不得。

    梁全海说：

    “反右”和“文革”这两幕悲剧，它给中华民族的“内伤”是很大的。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起了一点医治“内伤”的作用，因为它告诉人们那些被扭曲的灵魂是怎么扭曲的。先生能在“反右”十年之际把“悲剧”较系统地引用历史档案材料，抢救口碑，如实地写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澄清许多是非。“右派”的亲属、朋友、子孙也从中了解、理解并谅解他们。有一个“右派”的妻子读完后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哟。”又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愿从此不再有悲剧。”在此特向先生表示敬意。先生年富力强，又有治史之才德，吾人寄以厚望。

    林肯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少数人于永远；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久。”今后还会有众多的“太史公”秉笔直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例如“士可杀，而不可辱”，在传统文化上是士的优点，因为他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立场，宁可牺牲其生命也不苟同、屈服。这难道不好吗？可是“反右”和“文革”中，把不苟同，不违心，不诬陷别人，宁肯死去的人都说成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他既然连死都不怕，还畏什么“罪”呢？那些昧着良心，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人才是好人吗？可是“反右”和“文革”中就“造就”许多这样的人，坏了风气，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