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

    共和国最年轻的右派之一

    黑龙江读者杨泰山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来信：

    我是您的一名忠实读者。得知《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我求之若渴；以一睹为快，一睹为幸。但求北京的几位朋友及出差者，搜索了大小书店而不得……

    我所以求购这本书，因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是一名共和国最年青的右派之一，在北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第三学期，年仅二十岁，被定为“学生右派”。

    我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定为“右派”在一九五七年，退休在一九九七年，一生中占了三个“七”！

    我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有着特殊的亲身感受及复杂经历。你能着眼这段历史，我钦佩你的眼光……

    一个涉世不深的记者被指控为“章罗同盟成员”

    江苏南通王家钧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来信：

    一九五五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鸣放时我采写了不少稿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当时应浦熙修同志邀约，有好几篇新闻稿件均以“本报北京专电”在《文汇报》头版头条见报。我没有参加过民盟，因与浦二姐的关系及为《文汇报》撰稿，反右中我被指控为“章罗同盟成员”和“能干的女将”手下的得力干将。

    无独有偶。一九五七年春天王中来北京，我和在京的好多系友在大公报和他见面，叙谈中他曾谈及北京缺张晚报。为此，我又成为贯彻执行王中办报思想和主张的资产阶级同仁报《北京晚报》的总编辑。其实办报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更有甚者，储安平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我采访回台后当即汇报。经领导层层请示，得到当今指示：一字不改，照登照播。这就是当今认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反右斗争前夜。我采写这条新闻，运动中被诬陷为扩散“党天下”谬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一个涉世不深，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记者，与新闻界三个大右派熟悉与交往，自然在劫难逃了。批斗后戴上帽子被遣送到渤海边的黄骅县中捷农场劳改（同去的还有温济泽和邵燕祥）。

    我的右派帽子在“文革”后期、粉碎“四人帮”前夕才被摘掉。时间之长，可谓老右矣。三中全会后，我从南通师专被调整到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九八八年为主任记者。一九九四年满六十岁退休。退休后常被邀赴各地参加社会活动，自觉身心并不衰老，精力也还充沛。

    在一九五七年一个十五岁小学生被捕入狱

    读者朱育成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从金华来信，沉痛回忆往事：

    先生大作已拜读数遍，读后不胜唏嘘！尤是我辈从重灾区过来之人，更倍感亲切，脑中历史银幕镜头徐徐而来。

    一九五七年，确实是灾难深重民族的灾难深重岁月。本人时年仅十五岁，是个尚在小学求学的娃娃。在此灾难岁月中，竟然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

    一九五九年岁末，在江苏句容少年管教所偶阅到彭德怀万言书，为彭公为民请命精神所感动，越狱告状，并为右派翻案，又加刑七年。

    刑满后，又强制留场七年。狱中岁月，长达二十四载春秋！可谓少年出家，童身嵌满风波，年幼入圄，历尽人间沧桑！党魁元首刘、邓及一代栋梁彭罗陆杨皆可莫须有罪云，何有天理？法又何在？何况吾辈小民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