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比截肢要复杂得多。但那一段时间，红军每天都要打仗和行军，动手术既没时间，又没条件。

    有一天，原十八团团长、现五师师长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余秋里，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坚决不答应：“不能锯，我还要留着它干革命呢！”

    贺龙、任弼时等人非常关心余秋里，给他准备了一副担架，送来了一件皮衣，还在一座天主教堂为他找来了一床鸭绒被。

    过金沙江的时候，余秋里还处于昏迷状态，什么时候战友们把他抬上了竹筏他全然不知。渡到江中时，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那条盖在身上的鸭绒被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让他浮在水面上，减缓了下沉的速度，战友们得以及时把他救上了岸。

    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部队终于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贺龙、任弼时特地指示卫生部长：利用这段宝贵时间，好好治一治余秋里的伤。但得到的回答是：“部队过金沙江时，不慎将医疗器械全掉进江里，现在已无法做手术了。”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此时的余秋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满肚子的蛔虫，吃了大量打虫药后，下泻、口吐的都是蛔虫。他的左臂更加疼痛了，红二方面军医生拆掉了臂上的绷带，只见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伤口上爬满了白蛆。由于无药，医生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抬着继续前进。

    过草地时，战友们抢着给余秋里抬担架，把好的路留给他。余秋里于心不忍，他知道战友们的身体都很虚弱，为了少给战友们添麻烦，他尽量多走路，少坐担架。可以说，有一半的长征路，余秋里是走过来的。为了应付难耐的疼痛，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他专门准备了一个水壶，平时里面装满水，疼痛厉害时，就把水壶里的凉水浇在伤口上，浇在两根突出的断筋上。余秋里觉得这是最好的“止痛药”。钢铁般的意志和特殊的“止痛药”帮助余秋里走出了茫茫草地。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徽县，从敌三十七军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军医检查了余秋里的伤势，发现他的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进行截肢就会危及生命。军医立即开始给余秋里做手术。手术器械除止血钳是缴获的外，刀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剃头刀，锯子是伐木用的普通钢条锯。军医先用缴获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道药的使用剂量，一针打下去，余秋里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在刮掉了余秋里左臂上的腐肉后，医生接着用锯子锯掉他臂上的坏骨头，由于锯子不好，手术进行得非常吃力。截完臂后，医生想方设法把失去知觉的余秋里抢救过来。余秋里醒来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贺老总，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长征中余秋里从负伤到做手术，熬过了近200个日日夜夜。他拖着那只断了的左臂，从贵州到达甘肃徽县，走过了5个省，行程达2万里。

    晏福生是红二方面军一位历尽磨难的福将。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经历充满着福分，关键时候他总能化险为夷，死而复生。长征前后，他所在部队为他举行了两次追悼会，每次过不了多久，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到了部队。

    在1935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委的晏福生突然发现一股敌人正夺路而逃，一时间难以调动部队，他就带着警卫员前去歼击。战友们打扫完战场后发现，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他俩牺牲了。团长召开大会，提议大家为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默哀三分钟。就在此时，晏福生和警卫员突然在追悼会场冒了出来，两人身上挂满长短枪支。晏福生诙谐地对大家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