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长征中的周恩来，亿万人民都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敬意。长征途中，周恩来顾全大局，从加强红一、四方面军两军团结，实现北上方针出发，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与张国焘。这段历史已被传为佳话。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抗日的需要，红军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6月29日，周恩来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代表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会后却在暗中酝酿和推行他的南下主张。为了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一方面施展小恩小惠企图拉拢一方面军某些干部：派其秘书长黄超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反对北上，当然最后并未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鼓动四方面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改组中央，向中央要权：他鼓动陈昌浩向中央发电请求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对于张国焘到两河口以来的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毛泽东作了慎重的考虑，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达数万人的队伍，从大局出发，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两河口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他受用了这次提升。但他又攻击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没有满足张国焘的胃口，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行动。中央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北上和南下的争论一直持续着，行军路线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头路。红一、四方面军要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关键就在张国焘一人身上了。周恩来发着高烧，病中仍为两大主力的团结操心。

    自从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非常忙碌，白天与战士一道行军，到宿营地后，要工作到深夜才去休息。他的休息也只是趴在桌上打个盹儿。他太累了，身体日益消瘦，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到毛儿盖后，他每天照常工作到很晚。过雪山以后，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这次他病得很重，突发高烧，体温高达40℃，整天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在他的身边精心照顾，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问题，让总卫生部的同志去请红军中有名的医生——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可当时傅医生离得太远，回不来。此时，总卫生部同志说，一方面军还有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毛泽东要卫生部立即发电报叫那位戴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戴医生很快来了。他嘱咐警卫员们从附近雪山上取来冰水，泡毛巾做冷敷给周恩来降温，几天后，周恩来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神志也清醒了。戴医生诊断，周恩来患的是一种急性肝炎，又叫阿米巴肝脓肿。这种病治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尤其在长征极艰苦的条件下。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周恩来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患病所留下的肝脓肿的疤痕，40年后却引发出了肿瘤。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写道，他大肠内肿瘤的位置正好是40年前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肿病的地方。“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正是这个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病中，周恩来一直心系两军团结，与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讨论了解决与张国焘的矛盾的各种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对于张国焘公开讨要的军委主席一职，毛泽东坚决不让，“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战争年代这个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