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风声，几十条小船排开，荡一荡，人影儿都不见了。“白脖”们也知道这村子最“红”，但他们都是给八路军拿服了的，只要鬼子面前交代得过，巴不得睁一眼闭一眼，乐个太平。更有那聪明的，暗中早为自己留下后路，鬼子动一动，他们倒先忙忙地送出信来。于是这村子更成了“双保险”。许多抗日机关和伤员休养所都设在这里，从不曾出过差错。因此人们送它一个浑号，叫它“小延安”，意思说：一进这村，就算到了家了。

    小嘎子给安置在杨大伯家。这杨大伯家只有三口人：老两口，一个闺女。闺女也十三岁了，名叫玉英，是个温柔、俊秀而又淳朴的小姑娘。老两口儿都已五十开外了，就这一个孩子，自然当作夜明珠似的，两颗老心一并儿都扑在她身上。可是，由于人口过于单静，玉英又一向少言寡语，三口人过日子，总嫌有些冷清。在两位老人心眼里，常希望有个八路军或工作人员来住一住，一来便于为抗日尽心，二来也好借他们的革命热情当春风，变一变家里的气候儿。

    盼着好，好就到，小嘎子突然来了。这个爱说爱动，整天不拾闲儿的小家伙，一来就象给静水里添了条活灵灵的鲤鱼拐子，马上使这个家庭热闹起来了。

    第一使他们喜欢的，是他的洒脱乐和性子。一进门，见了老头是“大伯”，见了老婆是“大妈”，见饭就吃，端水就喝，两个老人叫他睡，他就躺在炕上乎乎睡了。成天价大伯长，大妈短，声声不住。乐得两个老人眉欢眼笑，无可不可的。杨大妈待人本就知疼着热，没挑没拣，象他这样一个男孩儿，又是跟日本鬼子厮杀格斗而流血带伤的，更疼得儿子似的，恨不能揣在怀里，喂他一顿奶水才好。她每天拿东拿西，喂汤喂饭，没一样失过仔细。有两次，小嘎子因为害羞，不让她端屎端尿，她还撅嘴生气呢。就连医生来换药，她也在旁监视着，生怕下手太重，苦了这个孩子。

    杨大伯有两条小船，一有闲空，便撑下淀去，顿顿逮几尾鲜鱼来给小嘎子下饭。有时还带回几枝半开的荷花给他开心。

    可是，跟小嘎子最要好的，还得算玉英。这玉英往常一个人虽也过惯了，到底有些孤闷，如今忽然添了个伴儿，又是个说说笑笑挺会逗趣儿的小八路，当然格外高兴。先前，小嘎子躺在炕上不能动，他就在一旁做着活儿陪他说话，两个人说笑话，破谜猜，说绕口令，笑个没完。可最多的，还是小嘎子给她讲战斗故事，把从老钟叔那几听来以及自己参加过的，全数倒给了她。这使得玉英不仅把他看得英雄伟大，也羡慕起他那神奇有趣的生活来了。后来，小嘎子躺腻了，她便扶他坐起来，故意找点活儿请他帮忙：她扎花儿，便让他盘丝线；她描花儿、画画儿，便让他研墨裁纸；她纺线，便让他搓“布节”。果然，小嘎子有活儿占住手，觉得日子好打发多了。有几回，他甚至动了高兴，跟她学起描花画画儿来。居然照描了好几张“和合二仙”和“大破天门阵”，贴得满墙都是花样子。

    当然，他两个也闹一点小磨擦，比方，小嘎子总想着他那一对“张嘴灯”，特别是新得的那把真的，哪怕让他摸一摸，一颗心便象在蜜罐里偎着似的发甜。可是，自进家那天起，杨大妈便收了去，放进文书匣子，藏到顶棚上去了。小嘎子几次央告玉英给他取下来，可玉英害怕鬼子一来，闯下大祸，老也不答应。两个人为此吵了两次嘴，气得玉英还哭过一场。可是，不上一袋烟工夫，两个人又凑到一块唧唧嘎嘎地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