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女八路。转战南北，东挡西杀。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１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她进城天津，分配在天津农林局做一名副处级干部，专管农场工作。１９５７年在鸣放提意见时，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１９６３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１９６６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个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气愤，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１９６８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１９７８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于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于书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军区部队时的一位作战英勇无畏的参谋长。“文革”时他被搞成“军内一小撮”而被批斗，他的妻子或由于害怕政治上受牵连，亦或由于攀附权贵向上爬而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英雄会有这种惨痛的命运？想一想，真令人悲愤。当然我也综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这个典型人物。我对他（她）们是如此地有感情。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和他（她）们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时代了。

    苦难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温床。它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气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说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部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它先天的一个特点：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真实的。用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现实主义手法。我深刻的体会是，有时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奇遇，比我们编撰的故事要生动和感人得多。啊！感谢生活，给我以能力，让我把他（她）们惊天动地的事迹表达于万一吧！

    ３．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９０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