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２１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１９８３年整理出版了一部６７万字的长篇《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到１９３６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它所写的时代是从１９３６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写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２．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几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经历——它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为了生活，我去投考“华北食粮公社”，又因为我是清朝朝礼部尚书、协办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的六世女孙，不想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一下子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看中，这个华北头号的大汉奸当时兼任着“华北食粮公社”的理事长，他不但录取了我，而且还聘请我为他的家庭教师，教授他德国老婆所生的三个女儿（一共六个女儿）中文和古典诗词，有时还兼做一些文字工作。这一特殊的职务，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领导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批准，于是这儿就成为我的一个保险的隐身处——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交通站，接待根据地来往的同志、往根据地输送知识青年、大学教师、搜集敌伪各种情报、散发传单以及发展工作对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区战场的战斗生活，从司令部到平津战役的前线战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这些惊险的战斗生活中，我结识了不少英勇无畏的战友，勤恳工作的同志，他（她）们有的已壮烈牺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们的业绩和光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品质，便成了我笔下活起来的人物形象。我对他（她）们无限怀恋，当我把他（她）们的故事写进我的时，自然也掺进和追忆了我无悔的战斗的青春。

    例如我书中所写的女主角方红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我遇到她时，是在１９６０年自然灾荒后，我被加重处分送往农场执行“监督改造”的时候。我和她编在一个组里。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进城老干部。我刚见她时，她不和任何人接触并总是躲着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一言不发。她被批判为“改造态度最坏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担粪，一个阳畦面对面地拔草，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历史和丰富惊险的战斗经历。她虽然和我是同时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县大山里一位贫农的女儿，这里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许多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会承租土地的“教民”，这种人家被称做“饭碗教徒”。她的家庭就是一户“饭碗教徒”。在她八岁那年，她在河边给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来遵化收租的美国传教士偷走，把她带到北平传教士的家中，成了传教士的一名养女。这位传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养了四个中国孩子——两男两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儿，而是美国传教士的养女了。这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传教士是属于富裕阶层。在她上北平教会慕贞女子中学时，她赶上参加“一二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成了民族先锋队员。“七七”事变后，随着邓华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留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