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再记

    《野火春风斗古城》被江青一伙禁闭了十年之久，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它也于一九七七年获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当时我写了重印记，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招摇撞骗，拉帮结伙，包藏祸心，阴险卑鄙，残酷的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将军老干部，残酷的迫害文学艺术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国家瑰宝、民族干城和党的精华的好同志，以谁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所谓罪名，把他们放之以边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监牢，最后置之以死地。同时将其宗盟党羽委之以重任，让没有军事韬略的掌兵权，没有知识的管文化，只要是长着脑袋的亲信，一个个都被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们的目的就是篡党夺权想登基做女皇帝。她这人的品质恶劣到叫人吃惊的程度。她刚说过的话，一转眼便不认帐，说她从不会说这样的话。过几天她竟把记录在案的话，说成是敌人造的谣。一九六七年夏有这样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剧照搜集起来上送北京，要交给她本人，说这些剧照在群众当中借阅影响不好。对此她是点了头的。事情没隔多久，不知甚么原因，她忽然公开大叫，说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为数达几箱之多。为她这件血口喷人的无聊之事，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为此兴师动众，忙碌奔波，先把一个稍微与此事有点牵连的人投入监狱，另一个与此事毫无联系的二十岁的青年，也因此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扩大株连，只好暂行罢手。但她绝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几个月后，她终于无中生有，巧立名目，说文艺界同当时其它界一样，也出了个甚么叫做“５·１６”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与台湾勾结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我和我的家族亲友多人受到这个魔鬼名义的株连，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诉并以人格党性作保证，说我从未看过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连那捆东西存放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这些，为泄毒氛私愤，殃及池鱼，将我苦苦轮番批斗两年并投置监狱共达八年之久，比整个抗日战争还多两个月。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实事求是，认真查明了所谓反革命“５·１６”的问题纯系叛徒江青一伙对革命同志的捏造和陷害，我这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急迫地拿起笔来，想在虎口余生里为青年同志们写一点读物。

    江青的文艺观也是极左的。她主张改变原《白毛女》中有关杨白劳的形象，要杨白劳这位善良的自认命苦的佃农，挥起扁担与地主决斗。在京剧《沙家浜》里，她主张改变以阿庆嫂为核心人物里应外攻的原结构，反宾为主，使郭建光和阿庆嫂各自为政，形成两将军的局面，从而破坏了原剧风格的统一和艺术的完整。她借口戏剧革命，借口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只允许编创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题材。当时有一个以“红灯照”为题材的剧本让她去看，她竟说根本没时间看这些旧的题材。这就是说，从武王伐纣到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连五四运动的历史，都在她的极左观点下被排除了。因此我每每说，当前创作上某些自由化倾向的出现，除却其它因素和条件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对“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观的不满和惩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行不通。因为自由化无非是要摆脱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工农兵和广大知识分子都通不过。其实搞创作的绝大多数人中，都不反对党的领导；都拥护并要求党来领导。要点在于领导得好；严格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办事。要设法消除文艺界存在的营私和派性，公平对待老中青文艺工作者；按照具体情况给创作者以生活和写作的条件；最后用各种好的手段使社会上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