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他的和平奖金的文献及其争论表明，在他对和平感兴趣的基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和平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显，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才发生了这种兴趣。另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个被用于战争的炸药的发明家，竟然变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进者，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也许他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惭愧，试图对他的炸药在被用于战争和其它暴力行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性的结果进行补偿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驳斥这些观点。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一八八七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说，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歇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一八七六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如果人们对他从二十岁直到六十岁期间以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诺贝尔对涌向他的大量建议，都曾急切地予以考虑；这些建议很快便会唤起他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则常常是非凡的，并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况。他并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别人影响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兴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么早的时候呢？经过周密地研究之后，人们倒想回答说，那也许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被他早年取得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证实，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性格是“通过学习与研究自然本身这座大课堂的课题”而产生的。他相信他曾对这些课题正确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

    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