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如发生误会，一切后果由日方负责。”日方见我方态度强硬且有准备，加之吃过张自忠的苦头，遂未敢进驻大境门外。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一九三六年某日，日本丰台驻军与我部发生冲突，日军将我部包围。双方对垒，一触即发。当时，张自忠奉宋哲元委员长电令，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交涉。日方一参谋为迫使张自忠迅速屈服，以威胁的口气对张说：“刻下形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便要开火。”张自忠从容沉着地回答：“国家养兵，原为打仗。”用力若千钧的八个字，给了对方以回击。经我方不卑不亢地谈判，日方后来未敢妄动。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到十八日，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商讨最高来宾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身份出席。张自忠闻知后，义正辞严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结果，英领事馆不得不决定以张自忠将军为最高来宾，使我国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当然，在张自忠主持察哈尔和天津以后，察省和津市的局面并未好转，相反，却和整个华北一样日陷危机。但这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张自忠面对这种危难局势和自己的艰难处境，感到非常苦痛，他曾在给所部旅长李致远的信中，表露过这种心情。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批开进关来，连连向我挑衅。七月二十七日，又向来哲元发出紧急通牒：限他和三十七师于二十八日午前撤离北平，以此作为和平谈判条件，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二十八日拂晓，日军开始向甫苑进攻，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和南苑驻军指挥官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南苑失守，华北局势异常危急。

    为了保存力量并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宋哲元于当日下午三时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决定把部队撤到保定，委托张自忠暂代自己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留北平与敌谈判，以作缓冲。当时，是抗战还是妥协，国内斗争十分激烈，留下来与日本人打交道，是要背“汉好”罪名的。但张自忠毅然接受了任务。他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在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他给所部团以上军官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从军长的命令，坚决抗战”。二十九军于当晚撤走后，张自忠便孤处危城，在世人的误解谣啄之中，默然忍辱负重，继续与日寇周旋。

    不几日，日军便大批涌入城里，扶植汉奸，组织北平伪政权，并向张自忠提出通电反蒋、反共等无理要求。张自忠拒绝了日寇的无理要求后，他的行动处处受到刁难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感到日寇武力占领中国的方针已定，对它不能再报幻想，自己继续留平已无意义，于是便托病隐蔽起来，于九月三日化装成汽车司机助手，潜离北平，重图杀敌报国的机会。

    抗战爆发后驰骋疆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自忠在李宗仁、未哲元的保举和原部队官兵的要求下，返回由系三十八师扩编的五十九军任军长。翌年二月，奉调至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从此，他又走上了抗战第一线，再展当年长城抗战的雄风，先后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为保卫中华民族又立下了赫赫战功。

    克敌淮北回军后第一次大显身手

    张自忠重返部队时，正值日寇大举南侵。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为了沟通南北战场，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起，又开始从南北两路沿津浦线夹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