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0月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在此历史重要关头，叶剑英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智慧，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尽其所能护干部

    红军长征前夕，叶剑英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调任当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的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向军委提出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战略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人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党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保护。于是冒着有可能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一同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保卫局长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起此事。后来，边章伍知道了这件事，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为佳话。

    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当然，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强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这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处理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1926年同邓小平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