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

    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

    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