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位女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名的播音员。她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声调顿挫，为这篇报告增色不少。报告结束，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作了报告。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3月12日继续开会，四人在大会上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周扬的谈话，检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中央电台广播员代读的。

    这年春天，周扬到南方访问。5月，他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讲话，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周扬没有被压服。9月，周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快进了北京医院，经诊断患脑软化症。周扬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

    至1985年夏以后，周扬已进入膏肓，只能偶尔喉咙里吐出一两个含糊的音节，一年之后，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饲延滞生命。医生“谢绝探视”，我每隔三四个月去探视一次，每次都拿陆定一的探视牌，他长期住院。我去探视，对周扬来说已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主要是我自己灵魂的需要。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春节，周扬静静地躺在那儿已五年了，原来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头，萎缩成单薄枯瘦的身躯，只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镜泊湖的一个小岛上休息。8月1日早晨，我在湖边林间漫步，呼吸着新鲜湿润空气，手中握着一只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新闻联播。突然，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使我怔住了，仅有一句话、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艺理论家周扬于今日逝世。他走了，陆定一说，“他是被人气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风兮兮，秋云澹澹。人们告别了周扬。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大约是“文革”以后，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丧仪礼遇。

    另一当事人、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这么说道：

    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据说，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讲过，他周扬只是个中央委员，凭什么在理论上对党指手画脚。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证实了王元化的话：

    过了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房子很暗，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我的对面，正中是乔木、力群，左右分别是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和秘书长李彦，李彦做笔录。我这边，周扬坐中间，左首是王若水，右首是我，还有中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