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党校校长王震、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都上台与周扬握手，表示祝贺。

    3月8日，报告会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报告会的消息，在第五版刊登了报告摘要，3月16日发表了报告的全文。

    谁知这却引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周扬被逼得一病不起，由植物人到郁闷而死；王若水被撤职，长期纠缠批判，直到要强迫调离人民日报；对秦川一再责难，直到强迫作出书面检讨。

    关于“胡与周的相恶”，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战，在我看来，当事人顾骧的回忆把来龙去脉讲得最清楚：

    1982年11月间，贺敬之来文艺局传达中央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将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周扬作报告。

    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电话，说周扬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与文艺局的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赴天津，抵达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起草马克思忌辰100周年报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上世纪6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40平方米，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像搓麻将，各占一方。周扬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后周扬。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但是后来“清污”时，周扬被列为迫害对象，不问情由，若水也被划入此列。

    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

    一次他说，胡耀邦曾对他讲，他现在副部长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乔木过去与他同事，现在成了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原来是他的下属，现在成了书记处书记。他从1949年进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长”一直未变。）茅公去世后，全国政协还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准备将来把他安排到政协。（由于周扬后来挨整，胡耀邦离职，这件事当然泡汤了。）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世故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

    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作主旨报告。报告稿是由《人民日报》印刷厂打印的清样。他作了一个开场白，他说，这个讲话是找了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