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同学是钱钟书。所不同的是，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季羡林，而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的学术着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着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内中写及，1966年“文革”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在邓绍基先生的《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一文中，得知若干背景：

    “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当时医院给的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强力霉素。钱先生友人从香港寄来一种药物，夜间服用，可使阵咳次数降为一次，利于睡眠，这种药物一度难觅，据说是监制药物的人迁居澳洲了。钱先生后来曾同一位访问者说，他发病严重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我拿着这封信，好一阵思忖，骑自行车上路，差一点被一莽汉撞倒。

    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是怨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