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乔木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主管意识形态，人称他是中国“头号文化首长”。

    其实，胡乔木本身，是一介书生。多年以来，胡乔木在知识界结交了诸多知识分子朋友。知识分子是世上最敏感的人。对于胡乔木，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印象，各有各的评价。把知识分子们眼中的胡乔木都一一写出来，倒是从多角度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胡乔木形象。

    在胡乔木众多的知识分子朋友之中，季羡林是不同于众的一个，因为季羡林与胡乔木曾经是清华大学同学。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着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他是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2005年7月2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病房看望了季羡林，并对季羡林即将到来的94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当年，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是老同学。如同季羡林所忆，那时候，“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而季羡林则是外语系的学生。胡乔木参加共青团，参加了地下工作，而季羡林则说：“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此后，胡乔木与季羡林阔别多年。胡乔木走的是政治斗争之路，季羡林走的是学术研究之路。

    1949年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胡乔木写来的信。当时胡乔木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为的是有关大学院系调整的一些问题，征求这位老同学的意见。

    从此，胡乔木与季羡林有了直接的联系。1951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胡乔木想到了季羡林，那时候季羡林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从事研究印度文化，却一直无缘访问印度。于是，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代表团。季羡林非常感谢胡乔木的关心，非常愉快地加入访问印度、缅甸之列。

    1951年9月20日离开北京，到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季羡林随团出访达四个月。季羡林写下了这次出访的愉悦之情：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此后，胡乔木多次前往季羡林家中看望。

    不过，季羡林却“来而不往”。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