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为戏论谤，背一字为相违谤。四谤不除，即百非俱起，退众生心，堕无间罪业，不通忏悔矣。宗宝之于《坛经》，按之四谤，实无所不有。数其大端：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络，删改字句。其胆甚狂，其目甚昧。王氏甚至要对宗宝鸣鼓而攻之!(详见王氏《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载《普慧大藏经》四种《坛经》合刊本)胡适在对敦煌本(12000字)、惠昕本(14000字)和明藏本(即契嵩本21000字)三本《坛经》的字数作了一个统计比较之后说：这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坛经考之二》)胡氏还说：可知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同上)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同上)胡氏最后得出结论说：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那些部分是北宋初年(按：胡适断定惠昕本《坛经》是北宋初的本子)增改的，那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胡适的这些话，反映了他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观点，因而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胡适一口咬定《坛经》系神会作品，那自然是荒唐的。)印公在《中国禅宗史》一书里，一则说：《坛经》是先后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247页)。再则说：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改编，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272页)甚至某些本：子《坛经》的一些内容，竟然大致与《景德传灯录》相近(275页)。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坛经考》里，专门有一(第10)节，题为《坛经之变化》，就上述慧忠的话，作了分析，说明《坛经》确有很大改变。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第7节《敦煌本与各本》里，宇井氏还特别指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为其后各本《坛经》的基矗在以后各本的《坛经》中，由于都有很多的增改，它们的内容，较之敦煌本《坛经》，都有明显的不同。忽滑谷快天，在谈及三本《坛经》的不同时，也曾指出过：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致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见《禅学思想史》上卷第11章第2节《{坛经)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犹言鱼目混珠。这一论断表明，在《坛经》(尤其是晚出的《坛经》)里，确有赝品和私货!可见，《坛经》之曾被人们所窜改，乃是一种为古今、中外学者们所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煞的。如印公在《中国禅宗史》第6章第1节《{坛经)的主体部分》里还曾指出：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分：一、(原始的)《坛经》《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咐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二者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245页)这种区分，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笔者限于学力，囿于见闻，这本《校释》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方家，惠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