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更直白些，格义就是以中国概念说佛教概念，以中国语汇配佛教语汇。但是，本文所考察的《坛经》中的中国式言说并不属于这样一种生解佛教的格义现象，而是在充分理解佛教的基础上以中国人所熟知的方式去说佛教，以中国人自己话将佛教思想或概念表达出来，这是对佛教的圆熟之解，而不是生解，这就好比一个学生将书上的知识充分理解后，再用自己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虽然他所说的话与书上的原话可能不一样，但其所说的内容却与后者是完全一致的。总之，《坛经》中的中国式言说并不像格义佛教那样在有意地寻求中国本土思想的概念或语汇与佛教思想的概念或语汇之间的机械拟配，而是将佛教思想灵活地纳入到中国本土思想的范式或范畴(比如天人合一、体用)中去说。

    如果说格义佛教所代表的是佛教初传中国时的不成熟状态，佛教还不曾中国化，那么以《坛经》为思想基础的禅宗则代表了中国佛教最成熟的形态，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范例。《坛经》中的那些中国式言说正是佛国中国化的具体注脚。《坛经》不但以中国的方式言说了佛教思想，而且还展示了中国佛教的基本范式，告诉了人们究竟什么才是中国佛教。按照《坛经》的模式，所谓中国佛教，其中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两字表示中国文化传统，而佛教两字则表示印度佛教传统，合起来，中国佛教应该既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又体现印度佛教传统，中国佛教应该是这两大文化传统天衣无缝的珠联壁合，用佛教自身的惯用说法来说，中国佛教四字的含义乃是中国即佛教，佛教即中国，其中的即字并不是就是、等于的意思，而是相即、相融的意思(如烦恼即菩提中的即)。所谓中国即佛教、佛教即中国，其意思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与印度佛教传统的相融无间这应是中国佛教的真实面貌。《坛经》文本对佛教思想所作的中国式言说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中国即佛教、佛教即中国的语境。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把眼光从《坛经》文本转移到中国佛教的实践领域，那么中国佛教应该是既传承印度佛教传统，又传承中国文化传统。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中国古代的许多禅师身上看到了这两大传承的合流，这就是禅师们不但深悟佛法，而且往往还颇具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儒学、书法、绘画、诗赋、棋艺、中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就是禅师双面僧格。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和尚不会书法、绘画，我们总会觉得他少了点什么，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禅师实践所绵延下来的中国佛教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作为佛教人物的禅师承载并传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如果说《坛经》代表了理论意义上的中国即佛教，佛教即中国，那么禅师便是代表了实践意义上的中国即佛教，佛教即中国。总之，所谓中国佛教，我们不能简单地就理解成中国的佛教或在中国的佛教，它有着自己深刻而独特的内涵。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参考文献：

    1、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净慧：《在家佛教徒必读经典》，虚云印经功德藏，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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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智旭：《周易四书禅解》，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7、陈凤高：《周易白话精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