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在说话，只要他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有区分的世界，比如他能够看到树和水，那么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逻辑都仍然对他有影响。

    禅宗强烈的个人精神经验这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可能把一种虚假的状态强行确认为是一种修行。从体系内部来讲，怎么讲都是禅，从外部来说，怎么都不是禅。而这种内外部的划分是一种权力的划分。禅宗构成了权力共同体。外部的人想进入必须获得共同体的承认。宗教和哲学本质上都类似。禅宗它没有一个可供公共评价的标准。艺术作品还必须呈现出来，政治是有行动和后果的，科学有逻辑标准和可验证的后果，但是禅宗诉诸个人内在的精神经验，而个人内在精神经验不能提供任何证明的。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但如何辨别这类人呢？几乎没有办法。两个人的经验是否相同大概永远无法验证。通过语言验证吗？遗憾的是语言根本靠不住：1、用同样的话，但意思不同。2、语言可能是空洞的。

    铃木大拙：禅不是那种把心当作纯粹的虚无的完全的否定。因为这是知的自。在禅中，有某种自我肯定。而且它是自由的，绝对的，不知界限为何物，拒绝抽象的处理方法。禅是活泼拨的。它不是无生命的岩石，虚无的空间。与这种活波的东西相接触(不，捕捉)贯穿于人生各方面，这正是禅修行的全部目的。

    此处活泼的东西，指机缘。日本：生机，中国：生气。日本人的这种理解，这种捕捉到生命的喜悦，有点接近于陶渊明的气质。而《坛经》本身更接近于王维的气质。但铃木这种理解和陶渊明相比，仍然欠缺元气，不够充沛和深厚。(谈到陶渊明，其身上存在的是诗经传统，历史上的四大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其中屈原和李白属于想象力传统，楚辞传统，也是赋和比的传统。而陶渊明和杜甫都是属于诗经传统的，是感兴的传统。诗经以后的四言诗都很不成样子，但陶的四言诗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当然陶渊明和杜甫身上赋和比的手法也有，但我们要关注他们身上的源头，就是初始经验，这个源头就是兴的传统。陶的经验是贴着地面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在杜甫身上聚集，历史感在陶渊明身上弱一点，更为明显的表现是日常生活的兴发经验。陶渊明身上的自然是被生活中介过的，是日常生活中呈现的自然，而在屈原那里，这种自然是巫魅性的自然(南方的巫术)，李白的自然则是想象性的，生活中的自然只是一种引发想象的东西。)

    铃木大拙：这种绝对的清净性无非是绝对的肯定。因为它超越了净与不净．同时统一于更高的综合。这里既没有否定，也没有任何矛盾。禅的目标就是在各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中，实现这种统一，这种肯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训练方法来对待人生。一切禅的问答都必须从这种观点来思考。在禅中没有虚伪的道理、语言游戏和诡辩等等．禅是此世最真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