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版本及其思想

    韩昇

    《坛经》内容颇杂，思想不连贯乃至矛盾的地方亦有所见。自敦煌本《坛经》发现后，胡适先生对其进行整理批判，力证其为弟子神会伪作，而钱穆先生则以为神会究竟是一个学僧，故《坛经》并非伪作。

    这段众所周知的学案虽未了结，却极大地推进学界对《坛经》研究的深人。其中，以胡适同日本铃木大拙先生的争论最富有意义。胡氏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研究实存主义，但在《坛经》研究上，却执理性主义的立场；铃木氏乃禅学大师，其对《坛经》的阐释，却与20世纪西方哲学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两人的争论，不仅对于《坛经》的研究，而且对于学术研究方法，均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意义。

    近年，杨曾文先生整理出版了《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坛经》研究作了小结，推动学界对敦煌本《坛经》的整理和研究。此后，周绍良先生整理出版了配有照片的《敦煌写本坛经》(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李申先生对多种版本进行合校，由方广铝先生作注，出版了《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使得敦煌本《坛经》的整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日本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坛经》流传中的各种版本，并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汇校，从1923年矢吹庆辉发现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文书中的《坛经》，并将它收入《大正藏》，到柳田圣山编辑出版《{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收入11种本子的《坛经》，奠定了《坛经》研究的新的文献基础，对我国《坛经》版本的整理工作，也大有帮助。

    当然，从《坛经》长期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来看，这些版本都还不能称作定本。

    就目前出版的各种《坛经》版本来看，各本均有出入，甚至被视为同一系统的不同刊本，有些地方出入甚大。这种现象颇值深思。

    据两种敦煌本《坛经》记载，其传承世系为法海一道际一悟真。可是，若根据惠昕本《坛经》记载，则其传承世系已变为法海一志道一彼岸一悟真一圆会。慧能的弟子慧忠早就指出，慧能圆寂后，其门徒已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或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由此可见，《坛经》问世伊始，就有不同的抄本。《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汇编其弘法语录而成，芸芸听众，各人所得不尽相同，因此，必然有不同的抄本或修改本，此属自然，不必尽视为篡改。

    然而，细读《坛经》，亦明显看得出后人添附的痕迹，这主要集中于后面慧能与弟子之间关于佛法问答部分，此外，在前面简述慧能生平部分，亦有改窜。特别是对神秀的刻意攻击和对神会的吹捧。例如，神秀作偈前的心情；敦煌本作：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细腻地表现出神秀诚心求法又害怕被俗僧误解为企图夺位的两难心情。显然，慧能与神秀同为弘忍门下高徒，虽见解不同，关系似不融洽，但彼此能了解对方心境，并无俗人嫉恨之心。可是，到了南宗好事门徒手里，却加油添醋为：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体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过二十三度。乃自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和尚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我作；若道不堪，自我性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枉在山中，受人礼拜，何名修道。言讫，夜至三更，于南廊下中间壁上，秉烛书题所作之偈，人尽不知。偷偷摸摸，活脱脱一副浅薄滑头的贼相。

    此记载显然与神秀的为人不符。据张说《大通禅师碑》记载：神秀在弘忍门下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座。于是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