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主体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公开说法的内容，是《坛经》的核心，集中阐述了慧能独创性的禅学思想。这部分经文又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慧能自述本人家世、于黄梅五祖座下得法、携衣钵南归、山中隐居以及出山弘法的经历。他坎坷艰难的身世，波折起伏的命运，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不仅是一个传记，也客观地传达出了他禅学思想形成的渊源。第二部分，是慧能在大梵寺所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即，慧能禅学思想的集中阐释。从内容分析，这是他多次说法的集成，地点也不仅仅限于大梵寺。

    附录所组成的内容包括弟子机缘，临终嘱咐，以及慧能去世前后的情形。这一部分也十分重要，尤其慧能平时与众多弟子的问答，不仅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禅宗教学的公案，对后世禅师教训弟子、接引学人，起到了示范作用。甚至，后来禅宗的种种禅机、种种禅风、种种禅法，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在各个版本的《坛经》中，其主体部分的内容大体相同，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其弟子机缘部分，敦煌本与惠昕本相同，只有志诚、法达、智常、神会四人；而契嵩本与宗宝本是大大增广了，扩展到了十二人之多。除上述四人外，又增加了法海、智通、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志彻八位弟子与慧能的问答。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它们分别源自两个不同的古本体系。

    主体部分，惠昕本与敦煌本相比，也有所不同。例如多出了皇帝征召、传五分法身香、慧能得法回来避难等事迹。

    应该说，这些内容，不是惠昕增加了，而是敦煌本减少了。

    因为，惠昕本是在文繁的底本基础上精简的，说明底本上原来就有这些内容，敦煌本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其在抄写的过程中舍弃了。

    这些内容，凡惠听本所有的，如唐皇征召、传五分法身香、慧能避难等，契嵩本、宗宝本等所有版本都有。这进一步证实，原始《坛经》确实存在这一部分内容，是敦煌本将之省略了。

    敦煌本之所以省略这些内容，是因为其已经不是一本．传授心法的语录，而是传宗的信物：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它不但列举了中华六代祖师的付法偈，还突出了从七佛到慧能的传承次序，而且是：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过嘱。无坛经禀承者，非南宗弟子也。

    这种以《坛经》传宗的方式，与现在传法的法卷意义相同；现代法卷的内容更为简单。所以，敦煌本《坛经》的实际作用，与法卷一样，是个传宗的信物，不过起到一个证明作用罢了。因此，其文字内容相对来说变得不十分重要了，在抄写过程中力求简短，舍弃了很多与传宗无关的经文。于是敦煌本就有了一个由繁多渐渐减少的变化过程。

    禅宗祖师虽然不重视文记，但其弟子却一直有记录师父开示法语的习惯，其目的是为了比照修行，启发领悟。法海作为慧能座下年龄较大、跟随时间最长的上首弟子，将师父平日里接引学人的机锋、对大众的说法、随缘的开示，记录了下来，形成了《坛经》的基矗

    《六祖法宝记》，如果不是法海的原始记录稿，也应该十分接近，起码比所有正式称作经的版本更接近原始记录。当然，它在流通的过程中，各位弟子根据自己知道的慧能的法语、启发弟子的机缘(尤其是针对自己的)，随时随地不断地补充、增添了进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法宝记》内容繁多、形式杂驳的特点。所以，契嵩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整理。

    契嵩本《坛经》，因其直接源自《六祖法宝记》，所以保存下了大量弟子机缘之类的内容。大概就是因为它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法宝记》，所以又称曹溪原本。

    宗宝本即元朝僧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