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以成其奸，故尚无弒逆之事。惟唐之宦官，废立由其专擅，弒逆出于仓卒。若宪宗则弒于陈宏志之手，若敬宗则弒于刘克明之手。寺人谋逆，可为寒心。

    我朝惩前毖后，家法森严。阉尹小人，不得与政事，防微杜渐，宜无汉末明季之患矣。而今之李莲英者，以一宦寺，而屡经弹劾罢官去者，已非一人。风闻该太监，已有资财数百万。夫不由贪婪，此财何由而得？今日者，结天下之公愤，召中外之流言，上损我慈圣之盛名，下启彼逆臣之口实。其为罪恶，已不胜诛。而其最可虑者，此日隐患，伏于宫禁之间，异日必祸发于至尊之侧。盖李莲英之所恃者皇太后，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故比年来，颐和园奔走之官僚，内务府执事之臣仆，凡得辗转通该太监之声气者，以及臣僚等，本因该太监起家，而数与往来者，无不指斥乘舆，而诋毁圣德也。然则该太监之设心处虑，于皇上为何如乎！唐宪宗之于陈宏志，未尝欲诛之也，而宏志卒弒之，以服药暴崩告矣。唐敬宗之于刘克明，未尝欲诛之也，而克明卒弒之于饭酒烛灭时矣。刑余之人，心狠手辣，自古然也。此其可虑者三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于皇上则同。且权势所在，人争趋之。今日凡旗员之掌兵柄者，即职不隶荣禄，而亦荣禄之党援也。凡旗员之势位通显者，即悍不若刚毅，而亦刚毅之流亚也。而旗人汉人嗜进无耻者，日见随声附势，而入于三人之党。时势至此，人心至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叹息。故窃谓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夫此三人，在今日内藏奸慝之谋，外托公忠之状，祸伏隐昧，似无可显言于朝。不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水之涓涓，犹可塞也。及为江河，则一决而不可止。而况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纵之，生杀之。皇上之才，非其敌也。今乘皇太后训政之时，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除李莲英之毒，以绝一切不孰之谋，弭将来无穷之祸，惟在于皇太后一诏令耳。若异日者，荣禄则党羽遍满，尽收天下之劲兵。刚毅则贪暴恣睢，尽挫天下之志气。李莲英则盘踞于内，患生肘腋，防不胜防。奸党满朝，内外一气。此时我皇上孤立于上，惟有委政权犟，听命宵小，或可图旦夕之安。一有衅端，则危难立至。此时即有效忠者，亦何异于董卓、朱温之前保汉之主，尚何济哉。春秋传曰：无使滋蔓，蔓难图也。正此谓也。伏愿皇太后、皇上听曲突徙薪之谋，懔滋蔓难图之义，亟收荣禄之兵权，而择久任督抚忠恳知兵者，分领其众。惩刚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莲英阉尹小人，复何顾惜，除恶务尽，不俟终朝。如此则皇上安于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且非独为皇上计也，今天下时势，尤甚可危矣。自各口通商以来，西洋天主、耶稣等教，传行中原，各省之民，入其教者，通计何止数百万人。自粤捻回各匪平定以来，各省裁撤之兵，流为哥老会匪。二十年来，辗转勾引，日聚日众，踪迹诡秘，不可究诘，东南各省，无地无之。而各省之剧贼积盗，窃伏充斥。此年来焚教堂、戕教士，乘隙肇乱者，层见迭出。夫以各省教会、各匪剧贼积盗之潜伏于下者，如此之多。设朝廷一旦有事，必皆乘间窃发，揭竿而起。若彼西洋各国，约纵连横，得寸进尺，大欲无厌，熟不愿有事以收渔人之利，岂真有一国可恃。南宋恃元，卒覆于元，此殷鉴也。窃谓权强在朝，刁?在内，则主权弱而祸变不可知。

    一有祸变，则盗贼起而天下乱。外人于是乘间而割削我中国，不有明末流寇之忧，则有晋末五胡之祸。此时虽食荣禄、刚毅、李莲英诸人之肉，亦何足以谢天下。然则今日愿我皇太后、皇上思患预防，惩治权奸者，所以保圣躬，即所以固大清基业也。此固普天下忠愤之人，所欲流涕为皇上告，职之所为不惜首领而陈此言也。伏愿据职愚悃，代陈于圣主之前。抑职再有请者，《论语》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