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0块5块一张，而巴黎卢浮宫里边那张却是价值连城的。”

    如此说来，温州的民营企业家是依靠赚重复的钱起家，而数十年过去，创业浪潮一波又一波，绝大部分的温商们依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赚取重复的钱。

    的确如此，当“温州模式”的光辉渐渐淡去，当此起彼伏的新兴产业出现时，人们发现，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摸索了数十年，并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更在新一轮产业调整中迷失。新世纪以来，除了为数不多的代表跳出固有思维，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路径外，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家不是原地摇摆，就是茫然失措。

    温州人做生意套路数可谓十年一成不变，即便把地摊和商铺升级换代成大商场、综合性批发市场，即便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高素质的经理人管理企业，表面的改弦更张不过是换了一种外壳，难以掩饰发展的后继无力，曾经给予厚望的多元化发展也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繁花似锦。温商始终在“赚重复的钱”，艰辛无比且难得大发展，始终无法向“赚取唯一的钱”的阶段迈进。

    2009年有7万名温州人加入创业者的行列，但多数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创新者几无。“十大振兴产业”温州寥寥无几，不仅重工业和文化产业上乏力，也未赶上互联网等新兴经济的潮流。在传统制造业渐渐陨落的时候，温州人还没有找到可以一展身手的“新大陆”，这是实力雄厚的温企未能破解的集体困局。

    炒房、炒矿的热潮

    1989年，中国第一房地产业兴起之年：商品房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公开出售，地产经纪公司开始诞生，万科进入房地产行业，两年成为首个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当时温州的民营经济还在忙于向公司股份制改造。无意之中的机会，有温州商人却从这第一房地产潮中大发其财。

    1991年年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东杨高路，温州陈氏兄弟在此处多日徘徊。他们相中路旁闲置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并与上海的房主签订了5年的合同。

    第二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浦东杨高路，上海市将其改造列为重点工程。杨高路身价马上见涨。陈氏兄弟选中的店铺地处黄金地段，数月之后，租金直线攀升。他们将店铺转租，5年时间，净赚300万元。

    如果说陈氏兄弟靠的是走时运，那么林立人在房地产业掘金则更有代表性。

    1999年，与互联网行业擦肩而过的林立人，创业经历其实非常丰富，早在90年代初，他成为最早涉足地产行业的温州商人之一。

    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等地，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按捺不住的林立人从温州南下深圳。

    “遍地黄金”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内地无数人的“朝圣”。不久之后，林立人便选择做房屋中介，他甚至前往香港注册了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庞大的外来人口，让林立人的中介生意异常火爆，他“一不小心，就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师爷”。随后，“楼花”一词从香港传到深圳，所谓楼花即预售商品房。林立人发现，卖楼花比房产中介更赚钱——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一年内，林立人资产飙升。

    新生的产业总是暴利与风险并存。

    很快，林立人的炒楼事业随着地产泡沫的到来，开始失控。

    1992年，我国房地产公司达到了1.2万家，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80％，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