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地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滋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

    随着温州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温州商人迫切地需要更进一步拉近与政府的关系，以获取更多的机会。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温州官员杨秀珠、杨湘洪、高金熙、吴长柳等东窗事发后，又牵扯出一系列行贿的温州企业。甚至一度出现这样的调侃之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

    制造业向投资、房产、矿产等领域拓展，没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支撑，私企就没有足够的竞争优势。近10年来，官商相携的关系得到极大的积累。在温州人的概念中，花钱建立有利的圈子是必需的也是值当的。而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平台，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后盾，站在政府的肩膀上，近水楼台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已经成为温州人的“共识”。

    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从古至今，这一观念都得到了传承。据媒体报道，2006年，温州市公开招录449个公务员，引来近3万人网上报名，最热门的岗位引来400人角逐，其中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子女。在温州这片盛产老板的土地上，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竟然屡创新高，持续居浙江首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分析，温州老板在想方设法谋求可靠的“政治地位”。

    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来都在50：1以上，且屡创新高。温州成为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城市，2010年6月，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

    随着“温商从政”的欲望增长，“政转商”的故事也在温州流行。1990年开始，数例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的案例出现，集中爆发期是在90年代中后期（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原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国林，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丽华，原平阳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原洞头县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原市经委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原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原温州市委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原永嘉县副县长李浩然等。）。最为轰动的事件是2003年，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为首的四位省直辖市政府要员同时辞职从商。

    不管是自主创业还是进入企业任职，温州官员下海潮中最为成功的当属现南都集团总裁、原浙江省委书记秘书周庆治。

    周庆治在1991年下海经商，凭借多年从政积累的人脉，也依靠对政策方向的准确把握，其生意如鱼得水迅速发展。从贸易起家，如今周庆治在房产、投资、基建等领域多有建树。2002年，下海经商的第十一个年头，周庆治以1.45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第48位。

    然而，也许正是其多年的政治生涯背景，周庆治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数十年来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其南都集团，连一个对外展示的网站都没有。

    种种迹象表明，温州民营企业已不再死心塌地干实业，更多地以权力支撑而野蛮涨大的行业兴起。

    多年后，温州地下钱庄爆发资金链断裂，如一团麻绳，牵扯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最大的浙商非法集资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