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温商似乎抱着一种埋头经商、不闻政事、明哲保身的姿态。

    实际上，虽然捉摸不透的政治令温州人栽了不少跟头，但却让他们学会了看风向、识大体，顺势而为，与政府修好。

    随着内外压力的加紧，随着欲望诉求的膨胀，温州民营经济开始寻求和政治挂靠，希望拉近与政治的距离。

    其实，官商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亦远亦近。费正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传统，1999年的温州，个体户开业庆典，开始邀请政府官员出席剪彩。当这种形式成为一种流行时，一个基本的市场行情流传开来：市长剪彩，15万元一刀，副市长10万元一刀，其他领导依次递减。

    温州竟然如此胆大？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相关部门前来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反而是褒奖。原来，这是温州政府工作的一项创新：所有的官员“出场费”并不归剪彩者所有，而是直接打入市级财政，存为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据传仅此一项每年便达数百万之多。

    于是乎，温州企业里开始纷纷设立公关部门，专门负责与政府的各个分管部门建立并维系良好关系，每隔一段时间，“到对口部门坐一坐，和办事人员聊聊天，请他们吃顿饭”；一些公司捐助政府公益事业，目的是“帮助官员树立政府形象”；甚至有些老板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为跻身“政界”，哪怕捞个“五品”村官。

    当时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百万富翁不能入党。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则问题不能从钱的多少来掂量”。此说法源于1989年中共中央的专门文件的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党员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

    “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的刘建国感到很委屈：“我入党的动机，无非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1999年3月，刘建国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但是他未能很快如愿。

    温州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更多的入党积极分子。老板们怀着各种单纯或复杂的动机，要求入党。当时，政府感到良莠不齐、真假莫辨，索性一概拒绝。

    在一次杭州的人才招聘会上，有私营企业打出醒目的横幅：高薪聘请优秀党务工作者，年薪10万。2000年12月，刘建国在公司建立党支部，聘请复员军人出任党支部书记。新华社如此报道：“各地参观的人能看到青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能感受到商业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能体会到无限的温暖，党政领导能看到党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照样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此时，刘建国企业销售业绩已经达到1亿元，占浙江省行业销售份额的1/6，他再次申请入党，仍旧被拒。

    刘建国的事迹传到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耳中。她专程前往刘建国企业，对他说：“企业要做大做强，政治上要积极要求入党。”受到鼓舞，刘建国和浙江其他99位民营企业家一起，第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刘的申请引起中央重视，6人调查组赴浙。层层考核，刘建国如愿以偿。

    20世纪80年代，“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曾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与政府政策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温州商业开始与政府修好关系的态势，不言而喻。

    2012年初，继、《跌荡一百年》之后，吴晓波推出了“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企业家阶层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在今天，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