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球经济复苏，有人说：“好日子，回来了。”然而，诺查丹马斯的一本书却预言：“8月，太阳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处于十字中心的地球将接受末日审判。”

    对于温州人而言，他们的境遇竟然一语成谶，成为一种现实版的商业魔咒。

    内外交困

    20世纪90年代，在温州上下提出“第二次创业”之后，温州家庭企业摆脱粗放的经营模式，向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化等方向发展，为温州的经济发展赢得了第二春天。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温州的民营经济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七年之痒”。制造业的发展普遍遭遇了“天花板”。

    皮鞋、低压电器等主力产业因为行业自身的局限，再做大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温州的打火机，在上个世纪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的近80%，然而如此惊人比例的产值也才几十个亿。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的温州产品走向国际，但是情况并不乐观。“生产一双鞋，中国人只得一元钱，跨国公司得了几十元，利益大头都被人家拿去了。”中国入世功臣龙永图所言确实不假。

    在以制造业为支柱的温州，其作为世界“代工厂”的身份尤为尴尬，在整个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的循环中，“代工厂”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非常微小的利润。全球流行的玩偶——芭比娃娃，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温州生产的。在美国市场，一个芭比娃娃售价高达10美元，但中国“代工厂”大概收取2美元的费用，其中包括管理费、运输费1美元以及材料成本0.65美元，能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

    利润空间逼仄、附加值地位低、抗风险能力低，“温州制造”开始进入一个微利甚至亏损的时代。

    以温州为首的“世界工厂”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攻城略地。每小时温州生产12万双皮鞋，每天温州外销100万副太阳镜，每年温州产出1亿只打火机，这些数值都让世界市场感到惊愕与胆战，铺天盖地的中国制造势必要瓜分了他人的蛋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不到半年的时间，2002年5月，中国产品即遭到国外市场的抵制与阻击：土耳其外贸署宣布决定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当时，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达1000多万，其中半数以上出自温州。100多家温州制笔企业因此感到压力重重，引起阵阵骚动。

    当然，这种威胁几乎是针对所有的轻工制造业。

    同在5月，“中国入世第一案”便直指温州打火机。

    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打火机《CR法规》，其中特别规定：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温州打火机企业对此并不感到陌生，早在1994年，美国的CR法案已经让温州打火机有了“前车之鉴”。

    日益成熟的温州民企在协会的组织下，成功地利用法律进行了自我保护。虽然，温州打火机企业最终逃过了这一劫，但是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告诉温商：温州模式必须思变。

    温州第二次集体创业中的佼佼者浙江东日，在1997年率先上市，在之后的几年的表现只有惊而无喜：“1999年上市时，其每股净利润0.29元，一年后的2000年跌至0.20元，2001年又下降至0.09元，到2002年年中，每股净利润只有2分。”带着国有身份的企业尚且如此，温州民企似乎更加无望。

    只有痛定，才能思变，2002年底，几乎所有的温州民企都在思变。

    打火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