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不过是托词而已，在这个时候，除了解放军和志愿者，大家都是自顾不暇，谁还愿意再往返救人！然而，我的主观判断是错误的，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如约而至，把刘总送到了摩托无法再前进的山体崩塌处。我们要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大约在登到半山腰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牵马下山的老乡，我请他帮我们驮一下伤员，因为刘总太壮太重，那马和马夫都没有答应，否则，刘总算是把土洋的交通工具都坐遍了。在一个树林休息的时候，一位女同志盯着我手中的竹棒，不好意思地说：“叔叔，把你那个棒棒给我老爸调一下行啵？”

    原来他们是看到我这根竹棒比较粗，上山的时候借得上力，她老爸的那根有点细，没法使劲。我说：“好吧，到了山顶可要给我换回来哟，我要把这根棒拿回去作纪念。”

    实际上，我是和她开个玩笑，中午十二点半，我们终于登上了茶坪山顶，大有山高我为峰、一览众山“无”的快感，因为在云雾缭绕中，其他山都看不见。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下山了。路上有红绳指引着下山的路，走到一个岔路口，不知道是谁有意地横放着一根树枝，此树枝把向导也给搞迷糊了，他说向下走，我们跟着他走了一截，他又说，咋个有点不对，原来的路不是这个样子啊。走过了药材地，他又带领我们顺着悬崖边向右走，脚下是仅容一人通过的崖边，只能紧贴着里侧的岩壁，揪着杂草或树根慢慢地挪过去。我想，等会儿刘总咋个过去哟。过了这段险路，又到了一片缓坡药材地，刘总他们已经坐在横七竖八的木头上休息，原来他们随当地老乡走了一段直下的大路。休息完了向前走，老乡说前边是一个很陡很高的悬崖，人必须一个一个攥着绳子吊下去。因为那块山体已经有裂缝，全靠野竹和灌木的根系连着，人必须分散着站，于是，我们就在坡地边等前边的人下去了再走。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个解放军，带头的是一个中尉，他说：让开，让开，我们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我满以为他们是去维持秩序，帮助我们下山，我就动员其他老百姓给他们让开路，谁知等我到了拴绳子的悬崖边，解放军连影儿都没有了。我知道，他们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我扔掉竹棍，死死抓住绳索溜了下去，我那还没洗过的牛仔布裤子居然磨出了两个洞洞。我们就这样在悬崖峭壁、山体裂缝间溜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下到了半山腰。上山的老百姓对我们讲：你们的领导就在山下接你们。听到这一消息，疲惫不堪的我们来了精神，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路，因为崎岖的山路上有许许多多的细石米，稍不注意就会一溜到底。据老百姓讲，这叫“赶火炮子”。我们不时望一望山脚下的人和车，下山会师、回家成了我们唯一的念头。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德新，我们来了。这是邢行长的声音。德新，快喝口盐水。这是郭行长的声音。曹二哥也上来了，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没问题。本来，我与小杨兵走的是一条路，不过，我看到了杨雅，心想他们相见可能要激动一下，我还是先走吧。郭行长说：“大家快走，堰塞湖要塌了。”

    我本来想装出镇静的样子下山，听了郭行长的话，只得将先前的两步并作一步走。快到山脚的一段路上站满了山东省临沂的消防武警，他们蜿蜒的队伍，像火一样的消防服，恰似一道绚丽的生命接力线，时不时有人扶我一把，或者给我拍两张照片，我颇有点英雄凯旋的感觉。大约下午五点半左右，我们终于一路狂奔到了山脚，老远，我就看到了国兴银行昝行长率领的救援队，我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和高兴呀，已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拼尽最后的力气，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了声：

    “我们胜利了——！”

    也许是疲劳过度，体力透支过大，吼完之后，我就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