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飞机理都没理我们就直朝北川方向飞走了。

    5月15日的夜晚，有两三个当地老乡带来了解放军已到樱花湖的消息，但是，军队无法进山来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到樱花湖边跟他们一起撤离。听到这个消息，其他留守团队的个别成员颇为激动，因伤因病滞留的女旅客因绝望而抽泣起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说要去投诉。我与小杨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慰，让他们能走的先走，不能走的不要绝望，要相信政府不会丢下我们不管，大家一定能够活着出去。

    回家

    5月16日的清晨，听到解放军不能进山营救消息的人们，包括洞经乐团的老人们，收拾舍不得的东西先走了，留下的人包括我们只有十三四个。我想，你们走了，留下的生存资源就多了。我们把车开到了天音楼下的坝子里，我打算在那里好好练一下车技。我刚倒了一把车，就看到朱小林、毛小平、范振寰、蒋四哥（绵阳师院体育教授蒋洪）以及十个军人（预备役）走来，我们非常激动。国兴银行的兄弟带着解放军来救我们了。临走前，我们把仍然滞留在酒店的人逐个登记了名字，并注明了具体的情况。没走的几个人，尤其是两个因癌症在此疗养和转移下山时了脚的中年妇女哭得很伤心，再三请求我们出去后一定要请政府派人救他们。我们非常肯定而真诚地答应了他们。

    紧急收拾了一些吃的喝的，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一路，我们用尽从远古到现代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在未损坏的公路上，我与预备役军人轮流搀扶刘总；在乱石中，我们架着他一步一步跋涉。路上，预备役军人砍了两根结实的楠竹绑了一副担架，怕抬不起刘总，就让我上去试了一下，那感觉真爽，可让刘总躺上去走了一截，他说把他屁股夹得难受，不能再用。又往前走，我们捡了一个建筑工地常用的小斗车，推着他前进，到了又一个滑坡乱石堆，只好又弃车步行。路上，有幸又捡了一辆女式自行车，尽管刘总把它压得嘎吱嘎吱叫，连轮胎都给压爆了，但只要钢圈还在，我们都舍不得丢了它。一路上，有路人骑车，无路车骑人，仙海的老彭硬是扛着它翻过了海拔近三千米的大山。16日晚近十点，经过十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茶坪，在宝藏村李书记的帮助下，我与朱小林找到了茶坪抗震救灾总指挥、安县总工会主席朱常委。朱常委对我们非常热情，他安排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另想办法住宿，把指挥部的帐篷腾给我们住，并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方便面和啤酒，茶坪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倒上了热茶。我们详细向朱常委汇报了千佛山仍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并借用他的卫星电话给国兴银行领导和家人报了平安。卫星电话管用却不好打，必须要等三颗信号满了才可通话，我给老婆打通电话的时候，感觉声音都变了。她问：“喂，哪个？”

    我说：“我梁德新。”

    她说：“你还活着呀？”

    我说：“我活得好好的，你莫忙改嫁啊，我说不定明天下午就回来了。”

    这话，把那几个预备役军人笑得差点岔了气。

    5月17日的晨曦把我们（至少是我）从沉沉的梦中唤醒，听说，朱常委已请部队到千佛山去营救我们汇报中的那九个被困人员了。我们每个人用正红花油揉搓了还很酸痛的脚踝，早上六点半就向着云遮雾绕的茶坪山出发了。一路上大约有两三千人扶老携幼与我们同行，我们把水和药送给老乡，相互鼓励并帮助对方往上攀登。有个老大爷八十五岁了，他老人家边走边嘟哝，说他还是在民国二十四年“躲”老红军的时候爬过这座山呢。在盘旋而上的水泥公路上，我们遇到一辆从山上下来的摩托，营救我们的预备役军人请司机帮我们搭载一下刘总，质朴的山里小伙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等把我老母亲送上去，马上下来接你们。”

    当时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