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路安慎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里，瞧着陈独秀发火，觉得有点有趣。

    陈独秀说：“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

    张国焘心想，还好，没有把我列入其中，脸上却笑嘻嘻说：“仲甫经常把我也看作是第三个冒失鬼吧？”

    “你现在不是了。”陈独秀说，“过去，你也算一个。其实我告诉你，最大的冒失鬼，是我。我同你一样，常以血气代替志气，闻及一星半点即拍案而起，逞一时痛快。现在，你与我，都能学点孙猴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都要先抬眼望一望，或者拿在手心里掂一掂。”

    陈独秀昨夜掂量了一夜。他觉得实在不宜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对决，对决就是引爆，国共合作的架构将会在瞬间崩裂。更何况蒋介石的莽举可能真的是起因于一场误会呢？他说的那番话，比如：中山舰无端“落械走火，经一昼夜”，比如“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也许真的是有几分道理呢？某些共产党人的冒冒失失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些都是磨擦的火星子，有时候也真怪不得人家，起码不能百分之百地怪人家。

    他在起初几天内都不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中共中央没有电台，无法及时捕捉广州详情，只有从沪上各报中关注事件的发展。陈独秀起初还以为周恩来被捕了，震惊和伤心了好一阵。直到三月底，从广州回俄国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路经上海，陈独秀才知道一些详情。

    布勃诺夫也是个对蒋介石很宽厚的人。他的使团虽然在事变中也被黑黑瘦瘦的国民革命军士兵软禁了好一阵子，但他还是认定蒋介石这匹勇夫是情有可原的。他关起门窗对苏联使团的全体人员作报告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他还作了这样一个比喻：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说，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因此，他请求苏联顾问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他到了上海之后，也握着陈独秀的手说：我以为，你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十分审慎地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听得这话，陈独秀当然就冷静下来了。他过去看不得高鼻子蓝眼睛的人指手画脚，现在听听这些高鼻子的言论，还真个寅是寅，卯是卯，皆成道理。他为了心里更踏实，还一再追问布勃诺夫：“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这位高鼻子对此提问沉吟再三，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布勃诺夫虽然没有明确作答，但他对中共最高领袖的这种谦逊态度是颇为满意的。

    陈独秀事后对张国焘说起这番请示时，也觉得自己的话挺窝囊。但是自从党的二大确定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之后，陈独秀也慢慢地习惯了接受，他知道从自己鼻孔喷出来的浓浓的雪茄雾里，有一大半是人家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稳健行事确实还是必要的。对蒋介石要斗争，但这种斗争应是适当的，不能撕破脸面。国民党毕竟是个有四十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在与它的紧密合作中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使得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惊惶不安的局面，决计不能轻易断送，若断送这种局面，正好中了国民党右派的计，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能量还不可小觑，他们从处理廖案的打击中遭受惨败之后，已于去年11月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之后又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与广州的中央党部唱起了对台戏。林森、邹鲁、张继、谢持这些“西山会议派”，从骨子里恨透了共产党，他们时刻准备着看共产党的笑话，也准备着看广州国民党的笑话。两党的笑话都是不能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