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１４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１５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１６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１７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１８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１９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２０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２１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