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９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１０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１１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作一帖灵药，来救治四忆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１２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忧虑，他从一九三三年起，又接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儿童》，就仿佛是《随感录·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１３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并且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１４一九三六年他干脆以“我要骗人”作文章的题目，一开始就讲“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结尾时又引用庄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产生错觉，仿佛是在重读他一丸二七年给有恒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绪，连词句都那么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现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词上，这些语词体现了他看待人世的独特角度，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因此，他选用这些词而不是那些词，绝不只是一个表达的选择，而往往是一个思路和立场的选择。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中心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依旧呢？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１５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无论是向东京的朋友介绍国内的恐怖统治：“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１６还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车上遇见的“护教团”：“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１７也无论是鄙薄谣言家：“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