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人们，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他指出：

    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载道的东西。

    怎样才能载这个“道”呢？他认为“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而知识分子“还惰性的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重新抖擞起精神作作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因此，他大疾呼，要冲出象牙塔，走到人民中去，“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在文章最后，他诚挚地告诉大家：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这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要“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因此特别强调立场的重要性：说到立场，有人也许疑心是主观的偏见而不是客观的态度，至少也会妨碍客观的态度。其实并不这样。我们讨论现在，讨论历史，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立场大概可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或此或彼，总得取一个立场，才有话可说。就是听人家说话，读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谁生活着总有一个对于生活的态度，自觉的或不自觉的。①

    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开始喜爱杂文这一文体，认为它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说，“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①；“它在这20多年中，由明快而达到精确，发展着理智的分析机能”。②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迫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③

    他向社会推荐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说是“百读不厌”，认为鲁迅的杂文“‘简短’而‘凝练’，还能够‘尖锐’得像‘匕首’和‘投枪’一样；主要的是在用了‘匕首’和‘投枪’战斗着”。他告诉人们：鲁迅是用杂文“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他‘希望’地下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④现在，他决意向鲁迅学习，为迎来新生的中国，他面向黑暗的现实，高举起锐利的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