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他去故宫玩，发现那儿地摊真多，小东西不少，任凭挑选。另外，在他感觉中，北平仍然和以前那样“有闲”，公共汽车也是慢吞吞的，都要等很久，奇怪的是乘客也不急，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卖票人有时还在中途从容不迫地替人排难解纷，真闲得可以，这和重庆大不一样，那儿的汽车虽然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

    引起朱自清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地方，都萧条了。一个星期天，他带孩子们去逛北海，看漪澜堂的茶座上，只寥寥几个人，也没有点心卖，问店家，说是客人少，不敢预备。从这里，他敏锐地察觉到，许多中等经济的人家，手边也都紧张起来了。

    北平的治安状况也使他不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全家和一位姓赵的朋友到西单商场去，买完东西他和朋友先回去，陈竹隐和两个孩子回来时，经过宣武门的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到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陈竹隐惊叫一声，拉着小孩往胡同口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人都摔倒了。爬起来回头望去，那个人已转身向胡同那头跑了，看样子是个刚走这道儿的新手。报纸上也常有路劫的记载，从前虽也有，可没有现在那么多。由此，朱自清又感到，“北平是不一样了”。北平的交通管理，也令朱自清不满。他刚回来一个礼拜，车祸就死伤了五、六人，这种交通混乱和美国军车横冲直撞有关系，警察害怕军车，不敢惹它，而对三轮车则不客气，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一天，他和陈竹隐上街，在宣武门附近看见一个三轮车横在胡同口和人讲价钱，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车夫就拳打脚踢。朱自清勃然大怒，上前和警察讲理，高声说道：“你打他作什么！他是为了生活呀！”

    在回来的路上，他和陈竹隐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挨打？真可恶！”回到家里，还忿忿不平，一连几小时沉闷不语。

    刚胜利时，他日夜盼着回来，可现在看到这些情形，心都冷了。

    朱自清回来不久，即积极从事《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创刊筹备工作，副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系为了纪念闻一多，因为他曾于战前办过同名的刊物。他忙里抽闲，为副刊每周写一篇“周话”。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月底，他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讨有关编辑事宜，他意识到，这是纪念烈士、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大事，所以抓的很紧，计划周密。他在给友人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

    历经了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洗礼，朱自清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十多年前，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曾意识到自己往故书堆里钻，“正是往死路上走”，但他愿意如此，不过还说过这样的话：“因果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到来，我或许被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现在，这个局面终于到来了，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他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长期以来萦绕在他脑际的“那里走？”“那里走！”的问题解决了。10月13日，他在《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看到杨振声一篇题为《我们打开一条生路》的文章，中间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运命时说道：“我们在这里就要有一点自我讽刺力与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丧钟，埋葬起过去的陈腐，重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朱自清一方面感到“这是一个大胆的，良心的宣言”，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这篇文章里可没有说到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因而特地写了一篇《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发表在《新生报》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他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