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前往前方的时间应在10月25日左右。程子华在1942年11月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此问题的说明与郭洪涛说的时问基本一致：“后不久，洪涛、崔田民即来，由于他们才得到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肃反’的不满不安，……及其对逮捕张达志意见的不同意。我同意郭的意见，并主张应立即停止再逮捕人。”因为程子华所说的要逮捕张达志（时任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政委）之事，发生在榆林桥战斗后（正因时处陕北“肃反”的后期，张达志才幸免罹难）。综合郭、程两人的回忆，朱理治停止捕人的决定不是10月8日作出的。实际上，朱理治的回忆也说明该决定不是10月8日作出的：“据郭洪涛同志后来对我说，他和程谈话后，将结果写下告诉了我，并告我中央已到陕北”。“中央已到陕北”的时间是确定的，而郭洪涛所述与此相关联的日子不也是可以推定的吗？辨析这个时间的重要性是，该决定早发十余天还是晚发十余天，是在“肃反”大规模兴起之时，还是在已经冤狱遍起、铸成大错（实际也难以为继了）之日发出，其对陕北“肃反”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对其在陕北“肃反”中纠错的作用的评价也就大不相同。其次，朱理治此时提出的纠错方法仍不得力。他要郭洪涛告诉程子华：“后方没有刘、高等任何的证据。如前方也没有发现证据，后方准备释放（他们）。”这样的处置方法有点怪，因为逮捕刘、高等的“证据”是后方搜集的，逮捕他们的决定也是后方作出的，现在后方没有了“证据”，却把能否释放他们的决定权推给了前方。特别是如前所述，他已经和郭洪涛“一致肯定了刘、高等二十六军同志不是右派”，既然他们的“右派”罪名不成立，但又为什么不立即采取纠正的措施（最起码改善他们的处境）呢？所谓等前方证据的处理方法，明显延滞了对“肃反”错误的纠正。综合上述关于这个决定的时间和处置方法的辨析，可见朱理治这个停止捕人的决定对遏制陕北“肃反”的进一步扩大有一定意义，但就对已有错误的纠正而言，效果不大。

    另外，如果停止捕人的决定是10月8日作出的，那么就出现一个难以解释的疑问：从作出该决定到11月7日中央释放刘志丹等人之间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纠错的具体措施？朱理治回忆说在等前方的回复，而前方的回复“估计是被戴季英扣了起来”。但是这样的解释颇无说服力。在这个涉及许多人的政治生命、关系西北革命大局，并且已经明确知道错了的重大问题上，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只是等待，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甚至连催促前方回复的措施也没有），未免是处置不当，如此过于消极的等待，与“肃反”的雷厉风行的发动反差太大，岂不是纠错不力？甚至令人怀疑是否真正认识到错了？因此可见，核定该决定的具体时间是十分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