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和红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早在青少年时期，刘志丹为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并结识了恽代英、萧楚女、陈赓、唐澍等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为以后创建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更加相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开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创建革命武装。1928年5月他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这是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震动了西北，鼓舞了人民，影响了全国。起义失败后，刘志丹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2年1月，他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并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4年至1935年，是陕北苏区大发展时期，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委，实现了两个苏区（陕甘边与陕北）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其时，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的干部，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含冤死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致使整个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都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中。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到吴起镇，张闻天和毛泽东就向当地干部打听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下落，却听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大批负责人在陕北“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而且还了解到前方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该军营以上干部有几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当做“反革命”错杀。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随同贾拓夫携带电台到永宁山约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甘泉下寺湾会面，经过谈话调查了解，证实了刘志丹被捕等事，当即电告中央。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来到了下寺湾，直接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