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谢等人发展革命武装的又一成功实践。同时，也是由于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1931年8月的“早胜事件”，陕的兵运工作一年内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在汲取兵运工作教训的基础上，他们又积极探索，采用改造绿林武装的方法创建革命武装。

    于是，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顶川倒水湾，对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连同其他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及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军队共400余人，下辖三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别为第一、二、三大队队长，马锡五任军需，刘志丹亲自任总指挥。经过对民间土匪绿林武装的改造，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诞生了。

    刘志丹等正确分析了土匪绿林武装的特点和他们成为土匪绿林的原因，即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及陕西黄龙山区的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是因为生活贫苦，受不了压迫，才被逼上山为“匪”的。他们与官僚军阀、豪强地主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山大王”后来还成为人民军队的将领和人民政府的重要干部。这种方式既是对兵运工作的有力补充，又是对“灰色”革命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刘志丹等人在南梁游击队中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之后组建正规红军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三、关于游击队接受陈硅璋收编的问题

    第一，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人从当时部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接受了陇东军阀陈琏璋的收编，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军需，是一种“借水养鱼”的策略，对红军游击队的休养生息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晋西（陕北）游击队会合以后，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主要领导的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需，稳定部队，同时加紧内部整顿，为正式创建红军创造条件。他们为解决军队的食宿和摆脱土匪，决定部队向庆阳方面转移，临时驻防于新堡一带。而正在此时，陈琏璋为对抗陕军而极力扩充实力，派人联络收编游击队。考虑到游击队当前的处境和实际需要，刘、谢等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济军需，生息力量。于是派出马云泽、刘约三等到平凉同陈硅璋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陈同意拨给游击队冬装15（）0套，军饷3000元，修理枪械工具15驮，西药1驮，并派来工人20余名，军医护士2名等。这对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游击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这样说，接受收编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一个英明的抉择。

    第二，游击队虽然被收编，但被收编后的建制仍然保持了独立性。按照同陈畦璋达成的协议，收编后的部队番号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驻庆阳新堡一带，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为参谋主任，马锡五为军需主任。这样的编制和领导构成，保持了独立性。而且部队还可以利用陈畦璋给的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保存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省委的一些批评。但从发展壮大自身队伍的角度来讲，省委的有些批评是有点偏激的。

    四、关于省委对游击队批评的看法

    1931年12月中旬，游击队驻防新堡期间，省委派荣子卿等来部队，传达关于整编部队的指示，对部队招收土匪、接受陈琏璋收编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部队“已受甘肃小军阀收编”、“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其他土匪混合”、“土匪式的乱烧乱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