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织兵变的路线与策略》的第64号通告，反复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

    刘、谢二人严格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投入兵运工作中，为瓦解敌军开展对敌斗争及后来自身武装的建立作了铺垫。

    二人的活动与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相吻合。早在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等口号，随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陕甘宁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军阀部队中。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绝非他们个人的“称王”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也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刘、谢的兵运工作，国民党军队的兵变也如星星之火，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统治。

    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得到增加，党的力量得到发展。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人敌军内部，出生人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如习仲勋、马文瑞等，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他们为以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人士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刘志丹指示他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活动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经过一段工作，战士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了，他们吸收了几个党员。王世泰记得他们那时的党员有刘志丹等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在当时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头作用。

    二、关于刘志丹、谢子长收编土匪武装问题

    首先，收编土匪武装与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精神中的“灰色”革命理论是一致的。红石峡会议上，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撤销了其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职务，由刘志丹接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上提出的“三色革命论”，其中“灰色”即为做收编土匪武装的工作。所以，对于陕甘边区土匪武装的收编，是当时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严格执行陕北特委会议精神的行为。

    收编土匪绿林武装，使得南梁游击队诞生并壮大，为尔后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如前所述，我们知道1929年红石峡会议上刘志丹等提出了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而会议决定争取、教育和改造土匪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的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