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妇女会等组织。22日，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这是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虽然为时很短，却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有益尝试。

    4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刘志丹同路返队。21日，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奇袭旬邑县城，全歼守敌300余人。24日，杜衡在旬邑批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部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杜重远。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也随即撤销。4月下旬，陕甘游击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活动，强烈地刺激了敌人，部署重兵“围巢4”陕甘游击队。为了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在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半个月内转战永寿、礼泉、乾县、彬县、富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地，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就在这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刘志丹不得不率部向陇东转移。

    6月下旬，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分歧。为此，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麻子掌和梁掌堡两次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作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决定。会议选举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编成三个大队，刘志丹任二大队队长兼政委。此时，谢子长在靖远组织兵变失败后东返。7月9日，在谢子长领导下，由杨林、高鹏飞等人发动了西华池兵变，拉出170余人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给处在困境中的陕甘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持。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的报告，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6月1日，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作出了相应的决议。7月23日，陕西省委派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创建陕甘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政委。李艮到后，推行“左”倾错误，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他不顾敌人准备“进剿”游击队的严重形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反对，在正宁县南邑村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问题。8月初，当敌人向游击队发起围攻时，游击队仓促应战，李艮先是命令部队强攻王郎坡寨子，失利后又要求“死守五顷原”。游击队与敌人打了几次硬仗皆败，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8月24日，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在宜君县马栏聚齐，近500人的队伍锐减至200余人。陕西省委对李艮的错误做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任总指挥。

    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在马栏稍事休整即进人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12日，照金战斗获胜，歼敌400余人。敌人又调重兵合围，游击队在保安县城、瓦子川、墩儿梁连战失利，伤员增多，给养更加困难，队委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渡过难关。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部队恢复了元气，军威复振。

    12月18日，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常委身份来到陕甘游击队，对部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由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