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西北办事处和新的西北军委，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直至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在第二个时期的两个月里，西北根据地的领导遭受到党内错误的迫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使他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血洒疆场；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中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一批军事家，习仲勋、高岗、马文瑞、汪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

    西北根据地从探索、初创、发展、成熟到鼎盛，经历了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过程，既有根据地建设的共性，也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1．在全国工农革命武装中最早设立政治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即大江南北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工农革命武装纷纷建立。但是，不论是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是1928年组织的弋（阳）横（峰）起义、黄麻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在起义后普遍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均沿袭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唯独1928年5月在党领导的渭华起义中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学习苏联军队政治工作体制，设立了政治委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及早期红军中，政治委员的设立已到1929年9月后㈨。因此，完全可以说，西北工农革命军开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

    2．发展革命武装的独特的陕甘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依靠军队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的南昌起义，有依靠农民（也有极少数工人）和军队起义的秋收起义，也有军队、农民、工人联合起来的广州起义，还有单纯组织农民起义的弋（阳）横（峰）起义。同样，陕甘地区党的组织也领导了各种方式的起义，有在军队中组织的清涧起义，有军队和农民参加的渭华起义，有单纯农民参加的三原和旬邑、淳化等起义，也有1932年陇东地区发生的军队起义。这些起义，有些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归于失败；有些由于主观指导上失误，最后遭到挫折。经过这些起义，刘志丹、谢子长、马锡五、黄子文等开始认识到，依靠在旧军队中发动起义、招兵买马出路不大，要到农村、山区去，依靠扩大党员，发动群众，并改造非法武装，建立自己的力量，形成游击队、正规红军。在陕甘模式的指导下，1931年9月才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南梁游击队，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强大的红军，创建了陕甘根据地，最后形成西北根据地。

    3．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

    在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使革命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越巩固。1931年秋，在陇东南梁游击队迎来了从晋西、陕北辗转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3年夏，在耀县又与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会合，帮助其发展，在干部、武器上给予配备，条件好后让重返陕北；同年秋，在渭北根据地丧失后，黄子祥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泰吉率领受到严重挫折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苏区，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并没因为王在渭华起义时是自己的下级而有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