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到锻炼，一批核心领导脱颖而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黄子文、王泰吉、杨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西北根据地的鼎盛阶段（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周家峻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工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仍然存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1935年2月开始，到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时两年八个月。其管辖区域东临黄河，’西至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建立有53个苏维埃县治。此两年八个月，因组织领导名称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西北工委领导时期（1935年2月至9月16日），二是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1935年9月16日至11月），三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领导时期（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

    在西北工委领导时期，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红二十七军（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转战在陕北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西北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以刘志丹为核心的西北根据地领导集体形成，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习仲勋、崔田夫、马明方、高岗、杨森、张秀山、杨琪、张达志、张邦英、马文瑞、贺晋年），担负着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正当刘志丹组织力量反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取得初步胜利之际，1935年9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来到西北根据地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从此西北苏区进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先期到达西北苏区的朱理治、聂洪钧即与程子华（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军长）组成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17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开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改组西北军委（书记聂洪钧），三支红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这一时期，红十五军团先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役，使进攻西北苏区的东北军遭受重创。但在此期间，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在西北苏区开展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明等一大批原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200多党员和干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而错杀。这是“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西北苏区恶性膨胀的产物，使根据地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致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日甚一日，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在这危急存亡之际，10月19日，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了解了情况后，迅速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被捕干部。11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