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同时，派王首道专程赴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11月初，中央又决定组成党务委员会，专门审查处理“肃反”事件。11月26日，陕北召开平反会议，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及时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给他们重新分配工作，从而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

    1935年10月以后，各路主力红军陆续长征到达陕北。因为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迎接，党和红军有了落脚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了元气。随着红军西征的迅速推进，到1936年下半年，根据地扩大到陕甘宁三省交界一带，形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扩大和发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确认陕甘宁边区为行政院直辖区域，将陕西北部及甘肃、宁夏与陕北接壤地区共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陕甘宁边区辖区纵横约千里，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东起黄河，北越长城，西到宁夏东部，南达渭北台塬。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和总指挥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鲜艳的旗帜、鲜明的特色——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特点

    1．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高举着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大革命失败后就是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1933年7月，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于8月中旬在耀县陈家坡举行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新的红军主力、恢复红二十六军的问题，习仲勋、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习仲勋力主把几路游击队武装统一起来，以避免被各个击破。会议讨论后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同时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兵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人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为日后红二十六军的重建、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与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总指挥部领导几支红军游击队转入外线作战，连获胜利。

    10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及地方民团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特委率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武装，逐渐转移到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堡一带，陕甘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又陷入了困难境地。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问题。会上，刘志丹等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下辖红四十二师，并建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开辟安定、南梁、照金三个游击区，以便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