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根据地发展到北起长城、南举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人区域，红军主力已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等情况更无法了解。因此，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前，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考虑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时，还没有将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贾拓夫同志离开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汇报工作的时间，正是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发展的低潮时期。1933年7月底，耀县起义被镇压，曾在耀县王泰吉骑兵团中工作的贾拓夫等人回到西安。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敌特务盯哨，杜衡和袁岳栋被捕，贾拓夫和高岗趁混乱脱险。杜衡和袁岳株被捕后，立即叛变了革命，出卖了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员，并且带领敌人密探，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与党团组织接头，在大街上盯哨捕人。敌人很快逮捕了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大批共产党员，还开列各县党员名单，白色恐怖笼罩西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处境异常危险。①

    在此前后，红二十六军已经在南下作战中失败，渭北游击根据地也被敌占领 照金苏区也处在强敌的围攻之下，面临被摧毁的危险。这些情况贾拓夫是了解的。

    1933年8月7日，为了应付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的严重形势，在西安白鹭湾等地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被破坏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决定派贾拓夫去中央苏区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高岗去照金苏区恢复和开展红军的武装斗争。②由此可见，所谓“根据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秘书长贾拓夫到中央苏区的汇报，党中央是知道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看法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当时，在贾拓夫去中央苏区时，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更是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谈不上创造陕北苏区的问题。因此，贾拓夫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根本不可能涉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在1933年底至1935年7月的大发展情况。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发展情况虽有了解，但知之不多，对陕北红军和苏区后来的发展完全不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正是由于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发展情况尚未全面了解，因此。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在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任务中，仅仅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存在作为一个有利条件来考虑。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后，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了原有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这个战略方针。6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万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

    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在这期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例如在过草地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6日，在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就曾提到：由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