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是迫使他们看见自己，迫使他们以从来没用过的方式认清自己。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强迫他们死亡。”

    “现在过度夸张的是您。事情没那么复杂……”

    那双灰色眼睛在镜片后眯了起来。

    “您这么认为吗？”

    “当然。照相机的影响微乎其微。生命和它的规则早就存在在那儿了，如果不是那些男孩，如果不是您，就会是任何另一个人……您好像是一只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蚂蚁，人们脚下踩的是哪只蚂蚁都没差别啊。从蚂蚁来看，那永远都像是上帝的鞋子，但是杀死蚂蚁的是几何，踩在国际象棋精准棋盘上的是‘偶然’的步伐……”

    “现在我了解您的意思了。”马克维奇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这样想会让您比较心安，对吧？”

    “当然。事情是无法要求任何人负责的。不可能去某处，然后为了正义特地去打烂某人的脸……而且，请记住我是怎么拍照的，我没使用长镜头，而是35mm镜头，从人的头部高度拍摄。那意味着当坦克战车轰炸时，我离那些男孩相当近。而且，我是站着的。”

    两人又陷入一阵沉默。此刻，马克维奇仔细看着壁画里搁浅在海滩上的几艘船只以及在雨中驶离的另几艘。无数个微小人物正逃离燃烧中的城市，朝空船的方向跑去。灾火和雨水，两者之间对峙的张力使大自然有了活力，也帮生命打开了通道，灾火的温暖色调因寒冷的钢制多面体形状而变得更柔和。战胜者、船只和战士形成的那条轴线与被征服者的那条轴线的不同处，在于角度和透视问题，两条轴线的顶点在城市交合，一条对角线通向被强暴的女人和小男孩，另一条对角线则铺陈出逃亡者的队伍。然而，一切却如此安宁。观画者的目光首先会落在赫克托耳和安卓玛卡身上，自然而然地穿越漠然火山下拼杀的骑士而滑落在战场上，浏览过战争带来的浩劫后，视线最后会停在死去的男孩和活着的男孩身上，这个存活下来的受害者，也将是未来残害他自己的刽子手，只有身亡的小孩不会是明日的刽子手。不管战争多么残暴，它的灾难还是放在第二层画幕上，与周遭的色彩和形式融合；观画者的眼神会停留在等候战斗的战士眼睛上，停留在铁甲士兵身上，停留在带领着逃亡队伍的女人身上，停留在瘫躺在地的女人腿上。最后，视线会在火山那儿塑出一个三角形，而火山正好等距地矗立在左边的燃烧城市和另一个在浓雾中醒来的城市之间，这座刚醒来的城市并不知道这天将是它的末日。

    这件作品的构图很好，至少法格斯这么觉得。就像音乐之于听觉，那幅画的构图也让眼睛不慌不忙地看向该看的地方。那个以线条和形状组成的架构牵引着观者，把他由显而易见之处带往隐匿的地方，无论是人物或已精炼为具体实象的谜团，这种种象征都干净利落地嵌入这个架构之中，把一切掌控在合理范围内。于是，这架构抑止了伤害、哀号与暴行，也驳斥了表面的混沌。在法格斯内心的调色盘里，那幅壁画拥有一个蓝色圆圈的重量，一个黄色三角的戏剧性，一条黑线的无情。因为——奥薇朵有一次曾这么说，尽管那肯定是她引用某人的话，“一只苹果可能比一个拉奥孔［1］还来得可怕”。或者一双鞋，后来她补充说明，那时他们在莫桑比克马普托（Maputo）的一条街道上，看着一个男人拄着两根拐杖靠在墙上，将他唯一的一只鞋擦亮。她说：“你回想一下，阿特热［2］那些令人不安的巴黎街景照片，整齐排列在橱窗上的旧鞋，正希望渺茫地等待着它们的主人归来。或是纳粹集中营里那些堆积如山的鞋的照片。”

    “真奇怪！”马克维奇说，“我一直以为画家是在美化世界，把丑陋的东西变得更好看些。”

    法格斯没回话。那时他想着，这一切得看观画者看画时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或是艺术家把什么东西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