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

    联合发言里我们指出张耀词讲话中说：

    “‘有人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很长，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和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要求李鑫端正对康生的态度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讲话后做的。这次发言由王惠德讲。我们除了对会议成功表示自己的态度外，着重讲了这么几段有关真理标准的话。我们讲：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那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发言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还曾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什么‘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不精辟吗？’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又据《红旗》杂志社同志揭发，熊复同志10月4日在《红旗》第一期编后会上说，《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汪副主席看了两遍，认为写得不错。”

    这个联合发言还揭露《中国青年》第一期刚印出后就接到停止发行的通知，说是汪副主席指示。概括起来，联合发言最后指出：

    “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做进一步的深刻的检查。”

    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了同我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其中有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两个人的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当然是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我看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籍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在西北组的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这几次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故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