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我想写一篇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文章，因为会议举行时我已经到了国家科委工作，当一名副主任。1977年11月28日邓小平一次同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对别人指着我说“他是挂两个名”，即我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二在国家科委都有职务。因此虽然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人名单上只写了我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另外一个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因此，写一篇“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我只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没有动笔。前两天《科技日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写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在落笔时想了一下，这篇文章不那么好写。因为恰好在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和技术讨论得不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没有着重讲这方面的事情。本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那时郭沫若院长去世不久)和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他是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多讲科学技术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上方毅同我编在一个分组，他在分组会上讲康生问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在发言中揭露康生的秘书李鑫的问题时，他插了一句很尖锐的话，这我也记得。对科学技术问题方毅并没有系统发言，只在张珍讲军工生产时插了一段话。这个情况在当时很自然，因为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把陈云补成党中央副主席，把胡耀邦等补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问题，连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讨论都不充分，科学技术工作的问题也就摆不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科学技术方面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昌，国家科委的副主任蒋南翔，他们都没有在西北组。我想他们一定会讲科学技术问题，但他们同我不在一个分组，我也就记不起来了。总之会上有人讲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比如张珍讲了军事科学和技术，我讲了农业科学和技术，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写“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这个题目就没有很多的话好说。

    还有一个情况使得1978年的那个会议对科学技术问题讨论得不多，那便是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请注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自告奋勇负责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件事使我国的科学界教育界非常振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的分工问题的第三天，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几个人谈话，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套自己对科学教育工作的想法，并且说：中央如果批准我的设想，我就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如果不批准我这一套我就不管。结果会议决定他分工管军事、科学、教育，还协助管一下外事。那一天教育工作他谈得多，不过也讲到1975年胡耀邦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他说他的意见还要搞，说原来的写得不够，应该再增加一些，而且说还要我们参加。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提出与“四人帮”相对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支持这个提纲，在会上讲了许多话。开始“批邓”后这个提纲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在1977年邓小平还想搞而且想搞得更彻底。比如他主张多派留学生，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这样的内容1975年的汇报提纲中就没有。可是以后邓小平改变主意没有再搞汇报提纲，而是采取其他的步骤。

    邓小平主管科学教育后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那时国务院没有恢复科委，国务院兼管科学与教育的机构是科教组。这是“文革”中砸烂了国